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四國領導人星期五（3月12日）舉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的首次峰會。峰會就新冠疫苗的生產和供應、稀土供應鏈以及關鍵新興科技領域的合作達成一致。雖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說，峰會的焦點不是中國，但有分析人士說，這是拜登政府聯合盟友和夥伴針對中國打出的“組合拳”中的重要一拳。他們還說，四方對話機制得以升級至峰會級別，得益於中國在亞太地區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動作。
“四方峰會”就新冠疫苗和稀土合作達成一致
拜登總統在華盛頓時間星期五上午通過視頻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舉行了四方安全對話。峰會討論了包括新冠疫苗的生產和供應、氣候變化、關鍵新興科技等諸多議題。峰會是應美國的要求舉辦的。
拜登在講話的一開始就說，“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四個國家正在共同努力，促進新冠疫苗生產以使印度-太平洋地區國家受益。四國在疫苗生產和供應方面的最新努力被視為是為了抗衡中國在亞太地區推進的“疫苗外交”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措施。中國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免費疫苗，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高級副總裁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星期五說: “他們承諾將自己的資源整合在一起， 為東南亞國家以及亞太地區提供十億劑疫苗，從根本上擊退中國推出的強勢的戰狼式疫苗外交。”
格林認為，這四個國家在一起是最完美的組合。美國擁有生物科技和疫苗專利以及技術，印度擁有大規模迅速生產醫藥的能力和技術，日本擁有雄厚的資金，而澳大利亞可以提供疫苗的配送和資金。他說，這是東南亞國家特別樂意看到大國間的合作。
在峰會之前，美國一名高級官員說，美日印澳四個國家已經成立了一個金融工具，為促進新冠疫苗在印度的大規模生產提供資金，以便解決東南亞國家疫苗供應不足的問題。
峰會之前有報導說，為了減輕對中國的稀土依賴，四方峰會還就稀土的開採、生產和供應達成協議，以對抗中國在這個領域的主導地位。據《日經亞洲》的報導，美日印澳將聯手構建稀土供應鏈，並研發低成本、低放射性廢料排放的稀土精煉技術，還計劃讓政府所屬的金融機構給開采和精煉稀土的企業提供銀行貸款。另外，四國預計還將起草與稀土出口相關的國際規則。
中國是全球稀土第一儲量大國，也是第一生產大國。北京曾經因為與日本就尖閣列島（北京所稱的釣魚島）的領土爭端，切斷對日本的稀土供應。美中貿易戰時，也有人建議中國切斷對美國的稀土供應以回擊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今年1月，中國工信部起草了《稀土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此舉被不少國家視為中國會越來越多地將稀土作為“籌碼”。
峰會的聲明提到，四國將在未來的關鍵新興科技中合作。聲明沒有特別提及四國在稀土供應方面的合作，但是，稀土在智能手機、電動車、半導體、新能源、航天等尖端領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據峰會後的聯合聲明，四國峰會還同意就新冠疫苗的合作、新興和關鍵科技、氣候變化等問題的合作設立工作小組，這些小組的專家們將經常會晤。四國還承諾，以後每年，四國外長要見一次面。年底前，國家領導人還要面對面見一次。
峰會是針對中國的“強有力的組合拳”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峰會結束後的簡報會上說，四國領導人的確討論了中國帶來的挑戰，但是，中國不是此次會議的焦點。
他說：“四位領導人確實討論了中國形成的挑戰。他們也明確表示，他們對中國不抱幻想。但是，中國並不是這次會議的主要關注。” 他說，四國面臨更緊迫的問題，比如氣候變化、疫情危機等等。
他暗示，會議討論了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脅迫、對尖閣列島的騷擾以及在中印邊境的強勢作為。他是在回答美中即將在阿拉斯加舉行的會談時這麼說的。沙利文說，會談是美國與中國政府直接溝通的努力。美國屆時會對中國在香港、新疆、台灣以及中國對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的做法提出關切。
3月1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與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將在阿拉斯加會見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楊潔篪，以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針對四國峰會，在3月1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希望這些國家不要“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利益”，不要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雖然如此，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韓國研究主任車維德（Victor Cha）認為，本次峰會是拜登政府聯合盟友針對中國打出的強有力的組合拳中的第一拳。
他說：“這次的四方峰會和接下來在下個星期舉行的與日本和韓國的二加二峰會，對於拜登政府而言，就是改變與盟友交往的組合拳。……，關於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以前也有不少的會晤和聲明，但是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此次峰會的可交付成果。峰會就疫苗、稀土以及區域合作達成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這是一組非常強大的組合拳，從亞洲開始，希望這可以繼續下去。”
在四國領導人舉行視訊峰會幾天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將訪問日本和韓國。這將是拜登總統1月20日宣誓就職後政府高層官員的首次外訪。
詹姆斯·施維姆林（James Schwemlein）是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客座研究員，他告訴美國之音，這是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走向成熟的積極開始”。
施維姆林3月11日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方艾文（Evan Feigenbaum）聯合發表文章建議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應著眼“應對具體的可操作的挑戰”，而不是“以針對中國為主的俱樂部”，兩人認為只有這樣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才會長久。其中，在新冠疫苗上採取聯合行動就是他們認為的在解決“具體可操作的挑戰”。兩人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甚至都不需要是一個固定的機制，但是，可以作為一個核心力量存在，根據具體的問題，在必要的時候吸納其他國家。
有人擔心作為一個安全對話機制，四方峰會過分關注非軍事合作，有可能會降低四方對話在安全領域的作用。對此，施維姆林說，四方安全對話機製本來就沒有自己的議程，現在的發展已經是朝積極方向邁出的一步。
非“亞洲新北約”，但四方安全對話卻因中國而更加緊密
但是，沙利文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說，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不是軍事聯盟，也不會成為新的“北約”。他是在被問到四方安全對話是否會加強與台灣的合作，增加中國攻擊台灣的成本時，說這番話的。
他說：“我們是這樣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這不是一個軍事聯盟，也不會是新的北約。儘管有人這麼宣傳過。” 沙利文說，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為四國在經濟、技術、氣候變化和安全問題上提供了合作的機會。他說，海事安全、人道救援和災難應對才是四方安全對話的核心議程。
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起始於2004年12月。當時，為了應對印度洋地震和海嘯引發的人道主義災難，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加快合作，以協調一致的方式採取了救援行動。為了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漸增長的影響，2006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以“民主國家的集合”之名提出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概念，得到了其他三方的響應。
2017年，隨著中國中國軍力的增長和在印太地區越來越具侵略性的行為的增加，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沉寂多年後被重新啟動。 “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自此受到特別的關注，有人曾將此稱為”亞洲版北約”。
四方安全對話近年來在“印太戰略”上採取了不少的行動。去年9月和10月，美、日、印、澳四國外長先後在紐約和東京舉行了兩場會議，討論“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問題；四方在軍事方面的合作也快速加強，主要通過四國之間的雙邊協議和共同軍事演習。去年11月，澳大利亞首次參加了四方同時參加的年度馬拉巴爾海軍軍演。
曾經在小布殊政府時期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格林認為，正是中國的咄咄逼人才讓“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合作更加緊密，提升到現在的峰會級別。
他說：“四方安全對話不是聯盟，它只是一群國家聯合在一起，他們本質上希望維護自由航行和基於規則的秩序。它現在的協調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多虧了北京。 ”
格林說，印度原先對把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提升到峰會的高度，並設立更廣泛的議程猶疑不決，但是，因為中印喜馬拉雅邊境地區的衝突，印度政府決定向中國展示“他們也有夥伴和盟友”，特別是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印度長期奉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
四方的其他三方近年都與中國的關係出現緊張或者摩擦。日本與中國在有爭議的尖閣諸島問題上，不斷出現緊張。
美國與中國因在地緣政治及全面對抗競爭，關係日趨緊張，尤其是在台灣問題及南中國海問題上，雙方更是動作頻繁。拜登總統稱中國是“最大的競爭者”，而國務卿布林肯則說，“中國是美國面臨的21世紀的最大考驗”。
澳大利亞則因去年要求國際社會獨立調查由中國最初爆發新冠病毒疫情的來源而遭到中國全面的貿易制裁，導致關係降至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