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最近決定，將原屬於國務院的一筆“網絡自由”經費，交給廣播理事會，來幫助集權國家的人民享有網絡自由。不過智庫學者以及國務院官員，對於網絡自由以及該筆經費的用法，卻有不同意見。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在日前舉辦了一場“網絡自由的未來：向外推廣但對內失敗？”的座談會，邀請了相關的科技人士、學者與官員，一同探討美國政府對外推廣網絡自由的同時，本身在國內是否也堅持了自由原則，以及科技本身帶來的風險。
*新媒體風險被忽略*
“The Tor Project”是一個能夠讓互聯網使用者匿名上網的軟件，不過這個軟件的共同開發者雅各布斯（Jacob Appelbaum），卻認為不只是集權國家，美國的互聯網以及智能手機使用者，都面臨極大的危險。他批評美國政府對待新媒體的態度，不能只看好的一面，而忽視其帶來的巨大風險。
布斯說：“說到科技，我想我們必須要超越翻牆這樣的思維。舉例來說，軟件後門（back door）的概念。當美國商人去到外國時，而他們的電話當中有軟件後門，是什麼在保護他們？我想答案是沒有。一個軟件後門就會有程序錯誤（bug），並將無法正確安裝。舉思柯系統（Cisco）為例，他們合法的攔截系統當中，有一個程序錯誤，就是警察可以連上這個系統。但所需的密碼，就只有一關，這表示只有260個可能的密碼。而這個監督基本設施更是特別被設計為，當警察連上線時，其他人都不知道警察其實在那裡。我們正在自己的基礎設施當中，架構了這些能夠被中國政府利用的科技。在這方面他們比我們要出色，我們永遠也趕不上他們。”
雅各布斯說，要利用這些軟件後門侵入他人電子裝置並不困難，他自己就有能力辦到，更遑論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布斯並且指出，即使使用了像Tor那樣的匿名軟件，一樣有風險。例如中國的異議人士如果使用了Tor軟件上微博，雖然可以匿名，但當他登入自己的微博帳號時，中國政府就可以馬上掌握到他的真實身分。
*美國應率先以身作則*
卡托協會（Cato Institute）的信息政策研究項目主任吉姆.哈伯（Jim Harper）認為，美國在向外國推廣網絡自由的同時，應該要先以身作則。
哈伯說：“這是矛盾的感覺。在如知識產權，資料隱私等領域，到處都有許多政策，以保護其他可能更重要利益的名義，而讓網絡自由度倒退。我並不認為還有什麼更重要的利益，自由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利益。而且那很矛盾，即使不像其他事件的矛盾程度那麼嚴重，例如美國政府對維基解密事件的反應。不過重要的是，要重新關注我們的國內政策，在互聯網政策的各方面，在這個國家設計來保護的基本自由方面，在我們憲法所要保護的方面。”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波士頓評論（Boston Review）專欄作家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更進一步指出，即使是自由民主的美國，在處理”維基解密”上的方式也引發爭議，極權國家則更可能，也更有意願，進行網路控管。
莫羅佐夫說：“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基本上都將手指向美國，說我們也想要這樣的權力。不管是斷網的權力，或是要求當地網絡公司合作，並且要求他們刪除伺服器上某些檔案的權力。歷史將會重演，並且會不斷的重演，就是因為這些事情正在美國發生。”
面對各方的質疑，國務院民主人權與勞工局的副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拜爾（Daniel Baer）認為，如何拿捏適當的“自由”，的確是一項挑戰。
拜爾副助理國務卿說：“要如何堅持我們的原則，包括保護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包括尊重網上的隱私權；這在我們內心引起如此深度共鳴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將這看作我們自主權的一部分，能夠控制他人知道你多少事情。我們不能否認施政方面面臨了挑戰，而我們必須要針對何時這些原則不受到影響，來進行對話。”
*落伍思維影響美國網絡自由政策*
現場一名觀眾發問時，則提到國會將國務院底下發展互聯網的經費給了廣播理事會（BBG），對於未來的網絡自由發展將造成何種影響。莫羅佐夫批評這個決定。
莫羅佐夫說：“想要與廣播理事會的官員分享權力的那些人，依舊堅持這樣的思維，就是‘我們必須確保他們無法阻擋網站’。我認為這是個落伍的思維。我想就是因為這樣，這筆錢才給了廣播理事會，因為他們是從冷戰時就存在的。總而言之，我不認為這是對的決定，我認為這是個大問題，而問題就在於有太多的政治壓力。我是說，有好幾個遊說勢力，無論如何就是要把這筆錢花掉。但對話卻是充滿意識形態，卻沒有處理細節問題。”
這筆預算原本隸屬國務院的民主人權與勞工局，該局的副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拜爾當天並未回答相關問題，不過他之前在華盛頓時報上曾經對此事做出評論。他認為這筆錢是用來幫助與互聯網審查制度抗衡的人們，而不是用來宣傳美國的。他說：“這看起來像是我們自己要做的，而不是在受壓迫環境人們在做的，這樣做是玷汙了計畫時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