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去年11月底多地爆發抗議動態清零極端封控的白紙運動後，中國當局逮捕關押了一批參加抗議的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曾在海外留學的年輕“海歸”。星期二(2月28日)，在這場運動三個月後、而這些被捕示威者仍被拘押之際，海外幾十所大學的百餘名教授學者聯署公開信，呼籲高校為因白紙運動或因持不同意見而面臨危險處境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發聲。
在去年11月中國當局仍堅持新冠清零政策之際，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漢在內的多個中國大城市爆發持續多日的反對封控的抗議示威活動。一些示威者手舉白紙表達抗議，有的還喊出了“民主自由”，甚至“共產黨下台”和“習近平下台”的口號。
抗議活動的導火索是造成至少十人喪生的新疆烏魯木齊居民樓火災，人們懷疑防疫封控的措施阻礙居民逃生而釀成慘劇。
在這場被稱為白紙運動的抗議之後不久，中國當局突然宣佈全面解除封控措施，但同時亦開始對示威者秋後算賬，至少逮捕數十人，有些被以“尋釁滋事”等罪名正式批捕。
被逮捕的示威者中，多位是有國外留學經歷的年輕人。比如曾留學英國，在倫惇大學金史密斯學院獲得碩士學位的自由記者李思琪；畢業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後回國從事會計工作的李元婧；曾就讀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電影製片人兼記者秦梓奕。
星期二(2月28日)發佈的公開信(中文翻譯)呼籲這些中國年輕人曾經留學的海外院校能夠發聲，敦促中國政府放人。
“國際譴責和壓力是會起作用的，”公開信寫到。信中指出，在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發表敦促中國政府放人的聲明後，秦梓奕目前已獲釋，儘管她的獲釋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公開信由來自澳洲、美國和日本的五六位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共同撰寫，在美國大學讀本科的Bella(化名)是其中之一。
她對美國之音表示，公開信也許並不能促成學校有所行動，或促成那些被捕者的獲釋，但希望能夠引起外界對相關事件的持續關注。
她說：“如果沒有人關注他們，他們的事情就這樣寂靜無聲地過去的話，可能國內的當權者會覺得，沒有人關注他們，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那樣的話，情況只會更糟糕。”
白紙運動也在不少海外留學生當中引發共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等許多國家的中國留學生舉辦燭光悼念活動和抗議集會，聲援他們在國內的同胞。
中國當局對國內示威者的拘捕顯然給這些中國學生造成影響。
“如果被中國當局發現，這些學生回國後可能會面臨審訊或拘留。他們的活動也可能導致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和朋友遭受政府騷擾。”Bella他們在公開信中寫到，“中國留學生並不享有他們(同校)同齡人的自由，他們一向受到中國使領館的監視。”
他們因此也呼籲海外高校能夠積極採取一些機制或措施，保障這些中國留學生的安全，確保他們能夠免於恐懼地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學校)可能都不知道，我現在在這裡上學，人身遠離中國，但我也時常感到害怕，有時候我也會自我審查。”參加過悼念新疆火災死難者活動的Bella對美國之音說。
她說，他們參與白紙運動或發起公開信，本質上“並不是為了和中共對著幹”，而是希望中國社會變得更好。“我們覺得最基本的人類的同情是應該被允許的，”她說。
公開信目前已有來自世界各地超過100位名教授和學者的聯署。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是聯署者之一。他對中國政府對海外留學生的監控深有感觸。
“那種恐嚇已經到了美國的課堂。”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學生在課堂上不願發言，但是在一對一私下交流時實際上會提出甚至討論有關六四等被中國政府視為敏感的話題。他後來從這些中國學生那兒得知原委：“他們因為別的中國學生在旁聽，他們不認識別的中國學生，也不知道其他的人會不會打小報告給使館，所以他們不願意在課堂上發表意見。”
美國胡佛研究所早前的一份報告說，在中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的直接支持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有時會向中國使、領館彙報，損害其他中國學生和學者在美國校園的學術自由。
中國政府海外監控和鎮壓被認為有“異見”的中國留學生的情況時有被媒體披露。
就在本月，悉尼大學化名“悉尼維尼”的中國留學生艾倫·張(Aaron Chang)因舉行譴責中共和習近平的示威活動而接連幾天遭遇“小粉紅”砸場。
2021年，普渡大學中國留學生孔志豪因讚揚1989年六四事件中學生的英勇行為而遭到同校中國留學生的騷擾，被威脅要將其舉報給中國大使館和國安局。他在中國的父母據信也被國安造訪。
聯署公開信的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教授許田波(Tin-bor Victoria Hui)說，大學應當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等這些基本原則。
她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你是在教育年輕人要去堅持這些原則，那我認為，當年輕人甘冒風險做那些事(白紙運動)時，我們應當站在他們身後。”
公開信說，也有一些學者教授以需要到前往中國做研究為由而保持沈默。Bella說，她理解這種選擇，但是她認為，“這種選擇或多或少都是在支持CCP在海外的審查，當然同時也是這種審查存在的體現。如果研究中國的學者為了去中國，都自我審查，很難想像他們的研究成果會被用來做什麼。”
林培瑞表示，一些學者為了拿到中國簽證而少說話或謹慎說話的情況確實存在，但是他也指出，能否前往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以及查閱中國圖書館的資料，對於不同學科和課題研究而言，影響和代價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