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於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由此導致的全球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不確定性，沒有在本屆全國人大報告中提出GDP增長目標。有分析認為，中國政府的決定有務實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預示著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非常嚴重的挑戰。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向中國十三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出今年要達到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目標。這是中國政府大約四分之一世紀以來首次沒有設立GDP增幅目標。
“不以GDP論英雄 ”
對於中國罕見地沒有規定GDP目標，李克強給出的原因是：“全球疫情和經貿形勢不確定性很大，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一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
在人大會議期間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稱，如果硬性定一個，那著眼點就會變成強刺激、抓增長率了，這樣不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宗旨。他說：“我們一直在講不以GDP增長率論英雄...著眼點著力點不能放在GDP增速上。”
在疫情之前，中國為今年GDP設定的目標在6%左右。但是，習近平承認，在疫情發生後，“有的事情不由我們作主，世界經濟衰退已成定局，我們受到的影響有多大、有多深，還有很多不確定性。”
“務實的選擇”
美國西頓大學商學院戰略管理和國際商務系教授、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尹尊聲認為，面對人類歷史近百年來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中國政府不為今年經濟增速設定一個具體目標，是一種務實的選擇。同時他也強調，衡量一個經濟的好壞，除了GDP的數量指標以外，還要考慮質量的指標。重數量，輕質量，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弊端。他希望中國以後永遠不要再為經濟發展設定指標。
他說：“以後如果真是能夠根據經濟自身的規律，來實現數量和質量的平衡，另外通過市場經濟的手段來誘導各個企業在增加產能的同時，對有質量優勢的企業給予優先的發展，以這種方式來指導，國民經濟產出的質量就會大大提高。所以片面追求GDP，在經濟規模比較大的情況下，不是一個最好的手段。”
尹尊聲教授以典型的市場經濟美國舉例說，美國政府不提GDP目標，但美國不同的金融機構會對國家的GDP增長做出預測，而不是作為一個指標來完成。他說，中國政府規定GDP增速目標仍然是計劃經濟的做法。但是對市場經濟來說，經濟活動本身有其內在發展規律，不應該通常強行的手段來設定計劃、目標。
提高赤字應對挑戰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給人大的報告中承認中國今年的經濟發展面臨重大挑戰。他說：“受全球疫情衝擊，世界經濟嚴重衰退，產業鏈供應鏈循環受阻，國際貿易投資萎縮，大宗商品市場動盪。國內消費、投資、出口下滑，就業壓力顯著加大。”
面對經濟發展中的各種阻力，中國政府今年將加大預算赤字率，將從去年的2.8%，提高到3.6%，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1萬億元人民幣，同時中國政府還增發1萬億人民幣的抗疫情特別國債。
更大的不確定性和變數
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尹尊聲教授說，從去年到今年，中國經濟一直面臨下行的壓力，美中之間的貿易戰，雖然隨著今年1月初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簽署，暫時偃旗息鼓，但更關鍵、事關雙方更核心利益的問題尚未解決，而且解決起來更加困難，更加棘手。他說，疫情帶來的衝擊顯而易見，但美中兩國在保護知識產權，不強迫技術轉讓，中國市場准入等問題上是否能夠達成共識，如此等等則是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未知數。
中國武漢是這次波及全球大約200個國家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最先爆發的城市，造成至少數萬人感染，數千人死亡。隨著武漢、乃至整個湖北的疫情的到控制，新增病例清零，武漢在1月23日封城後的76天解封，武漢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正在陸續開始復工、復產、復學。尹尊聲教授對中國經濟在疫情后可能會出現V字型複蘇和反彈之勢，表示樂觀。
他說：“我認為比較保守的估計是，大概今年全年的GDP實現4%還是有可能的。”
不過，尹尊聲同時也警告說，中國政府還必須為疫情導致的國際貿易訂單推遲、減少甚至取消，外資撤離，供應鏈受影響等不確定因素，有足夠的準備和安排。此外，他說，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尤其是能提供大量就業的中國民營企業將如何獲得政府的支持，度過難關，恢復生產和運營，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整體經濟的恢復。
“脫鉤”影響不可低估
今年5月21日，美國政府應因美中關係的歷史和現狀，發表了對華政策方針：《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該方針稱，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構成了諸多挑戰。在經濟方面，中國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和做法，扭曲了市場，損害了美國公司和工人的利益。中國迫使美國公司向中國實體轉讓技術，對美國公司網絡進行入侵。在安全方面，中國在黃海、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台灣海峽、中印邊境地區進行挑釁性、脅迫性的軍事和準軍事活動。
美國有政界人士稱，美中長期以來在經貿問題上，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分歧，以及最近在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問題上的唇槍舌劍，相互指責，使美中兩國關係跌落至自從1979年建交以來的最低點。若分歧加劇，無法達成妥協的共識，美中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可能會面臨“脫鉤”的風險。
尹尊聲教授說，若美中一旦真的開始脫鉤，中國的產業鏈的發展和健全將面臨嚴重的挑戰，由此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不可低估。
主要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中國今年第一季度經濟出現負增長，幅度達6.8%，這種斷崖式的經濟萎縮在過去幾十年前所未有。
前景不看好
美國國際商業投資顧問張洵認為，新冠病毒疫情的確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更重要的是，在美中兩國經貿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前提下，兩國在疫情起源上相互指責對方，相互對抗的勢頭有增無減。而且對於中國隱瞞疫情，未及時通報美國，導緻美國遭受巨大的生命和經濟損失，美國國內要求對中國進行獨立調查和賠償的呼聲越來越高。他說，這些構成更多的不確定因素，也預示著中國經濟可能會承受更多、更大的壓力，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更加不看好。
他說；“美中的貿易關係就會納入這樣一個大前提之內，比如說，提高關稅，限制對中國投資，中國公司在美國的上市，一系列經濟、金融、商業相關的問題都會提出來，向中國施壓。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貿易還是投資等等各個方面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
張洵說，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逐年下行，去年的GDP增速更以官方公佈的6.1%觸底，為過去近30年來的最低水平。他說，即使是6.1%的增速也被很多西方的中國經濟專家認為存在很大“水分”，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速遠低於這個水平。
展望不樂觀
因此，張洵並不看好中國下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認為絕不會像美國那樣有一個V字型的反彈，而是會一個U字型，或L字型的展望。
中國從1994年鄧小平時代開始設立GDP增長目標，並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期間傳承下來，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衡量標準，也時常作為考核各級官員政績的一個主要內容。
美國國際商業投資顧問張洵說，在習近平掌權之後，所謂的“GDP思維”逐漸被“大國思維”所取代，並進而發展到“底線思維”，即不惜代價來“維穩”，保持其統治的權力。
為了確保疫情后的經濟恢復和增長，中國政府提出了“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和“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政策，希望以此穩定疫情帶來的巨大衝擊，恢復經濟發展向上的勢頭。
張洵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在強調“六穩”和“六保”時還要硬性規定一個GDP目標，經濟運行起來不僅產生矛盾和衝突，可能最後落得個穩不住，保不了，達不到目標。
張洵希望，中國政府以後不要再提什麼GDP增長目標。但是他也表示，中國的事情千變萬化，下半年疫情會怎樣，中國經濟狀況會怎樣，中美關係又會發生什麼重大變化，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變數。張洵特別強調，中國經濟發展持續走下坡路，體制內精英們的既得利益受到侵蝕，他們對習近平的治國治黨越來越不滿，習近平“定於一尊”的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未來習近平能不能穩定權力，是個大問號。
中國體制內的一些專家學者也認為，基於疫情以及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制定經濟增長目標確實很困難。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馬駿認為，在中國經濟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的前提下，如果仍要確定具體的GDP增長目標，需要用多少財政和金融資源來刺激經濟來達到目標，這是不可預測的。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則認為，疫情和國內外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制定經濟增長目標很困難。但不能因此今後就不需要製定一個意向性的增長目標，如果沒有一個全國的GDP目標，經濟決策就失去了一個參照物，許多經濟活動難以協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