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北京待了很長時間，曼雅·科茨（Manya Koetse）仍然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在聚會和吃火鍋的時候，她的中國朋友討論模因和其他社交媒體趨勢，但科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我只是覺得自己真的被冷落了，」這位荷蘭人對美國之音說。她並補充說，她缺少一種與朋友建立聯系和更廣泛地了解中國的關鍵方式。
這種孤立的感覺促使科茨在2013年創辦了一個新聞網站，叫做「微博上有的」（What's on Weibo），借用了中國最大的社交媒體平台之一微博的名字。
通過它，她可以跟蹤中國社交媒體上的流行趨勢，更重要的是，了解為什麼某些東西會瘋傳開來。她說，這一切都純粹是出於好奇。
十年後，她的網站一直在與中國政府的審查和騷擾作鬥爭。但「微博上有的」繼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進入中國社交媒體的窗口—而且是相對未經過濾的對中國社會的見解。
該網站的覆蓋範圍很廣。最近的一些文章關注了從敘利亞第一夫人訪問中國時負責保衛的中國女保鏢、沙丘旅游、生態焦慮和婦女權利，到網上對青年失業的不滿和抗議活動。
「人們關心什麼？人們真正不滿的是什麼？人們真正笑得在地板上打滾是因為什麼？這就是你想傳達給非中國觀眾的故事，從而建立這樣的橋梁，」科茨對美國之音說。
科茨在荷蘭長大，在日本度過了她部分的高中學習時間，她於2008年搬到北京—她說，正值自己的「黃金年華」。
北京夏季奧運會期間，她曾在喜力（Heineken）啤酒公司短暫工作，並在北京大學學習。
她很快意識到，微博等平台上的對話和趨勢是了解中國及其人民的關鍵。
目前在阿姆斯特丹的科茨說，幾年來，她從未優先考慮利用她的媒體網站上賺錢。但是，現在該網站已經擴展，她推出了第一個高級訂閱選項，希望能從她的工作中賺取一份全職的收入。
但這份工作也帶來了挑戰，其中包括對她發布的內容的在線騷擾和審查制度。「直到今天，我仍然被兩方指責為親中和反華，」她說。
在過去的十年裡，科茨在「微博上有的」上記錄的最大變化之一，是中國審查制度的興起。「對中國社交媒體的控制更多了，」她說。「審查制度也已經專業化了。」
一個例子是熱門列表。科茨說，幾年前，微博上的熱門列表經常包括敏感問題。「他們只會在登出來以後才受到審查。在它最終從互聯網上消失之前，你有很多時間截取屏幕截圖或得到每個人的意見。」
但隨著審查制度變得越來越普遍，熱門列表變成了一個不太準確的標桿，科茨說。
她的反思有數據支持。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連續九年將中國列為全球互聯網自由度最差的國家。
中國審查制度的興起給「微博上有的」留下了印記，該平台自2018年以來一直被屏蔽。盡管如此，根據科茨的說法，「微博上有的」平均每月約有25萬訪問者--其中許多是中國的觀眾，他們使用翻牆軟件（VPN）訪問該網站。
被封鎖給了科茨一種自由感。「我確實覺得更自由地繼續報道我認為正確的報道，」她說，因為她不再需要擔心當局封鎖該網站了。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在給美國之音的聲明中說，「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充分發揮媒體和公民的監督輿論的作用。」
據政府機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8月份的報告，中國有近11億人（約佔人口的76%）使用互聯網。
他們的大多數話語都沒有越過任何紅線，「微博上有的」網站的責任編輯米蘭達·巴恩斯（Miranda Barnes）告訴美國之音。巴恩斯說，「我們可以很好地了解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巴恩斯出生在中國，現在住在倫敦。
該網站還提供了與其他媒體報道不同的視角。
「我們從底層呈現普通人的想法。如果只是為了抨擊中國，則很容易陷入意識形態的敘事。我發現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巴恩斯說。
自由之家中國研究主任王亞秋說。西方媒體主要關注政治、經濟和安全問題。她說，雖然這些都很重要，但「它們並不是中國的全部」。
「『微博上有』的為國際觀眾帶來了中國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王亞秋說。「中國[大多數]人正在生活和經歷的。對於國際觀眾來說，看到中國的這一面是很重要的，因此要以整體的方式了解這個國家，而不僅僅是通過地緣政治和人權的視角。」
近年來，特別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報道中國已成為外國媒體越來越難難做的事情，因為能夠在中國境內工作的海外記者越來越少。
記者說，駐中國外國記者人數減少，加之害怕與外國媒體交談的人越來越多，最終有可能使該國及其人民失去人性化。
然而，科茨避免使用「記者」的標簽。「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書寫中國的漢學家，」她說。
科茨說，在一個人們越來越害怕與外國新聞媒體交談的國家，社交媒體是最後剩下的晴雨表之一，可以超越國家的宣傳，弄清楚普通中國人在想什麼。
「外交政策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可能會非常危險，而中國也可能會很強大，」科茨說。「但中國也可以友好，中國也可能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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