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聽到這些美國記者被趕出中國時，我一點也不意外，他們並不是第一批被趕出來的記者。”悠野(Jojje Olsson)曾在北京待了8年、香港1年，他在2007至2016年期間為瑞典媒體報導中國，但在撰寫了兩名瑞典公民在中國被拘禁的報導後，2016年，他被中國列入黑名單，無法再取得簽證入境中國，輾轉來到台灣。現在，他從台灣報導中國。
“如果你在中國登記為一名記者，這為你帶來的只是更多的麻煩，而非助益。”悠野坦言，這是為什麼他當時不選擇申請記者簽證，而是持商務簽證。他說，在中國持有記者簽證的記者，不僅會受到中國政府的監視、追踪，甚至也會讓受訪者一併陷入危險; 但在台灣，台灣政府很願意提供協助，也不會因為記者報導了“錯誤的方向”而吊銷簽證。
去年3月，中國政府宣布將多位美國記者驅逐出境，同時也限縮發放記者簽證給國際媒體，這些因此不得其門而入的外國媒體記者，在過去一年內陸續來到了台灣。現階段的台灣，成了這些國際媒體記者觀測並報導中國的根據地。
據台灣外交部去年12月底統計，2020年全年新增登記了34位外媒記者，其中光是來自美國媒體的記者就多達21位，涵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原先派駐中國的多位記者。雖然部分國際媒體因應疫情與美中摩擦影響，僅計劃短期駐足台灣，卻也有媒體順勢規劃長期駐點台灣的藍圖。
台灣外籍記者聯誼會（TFCC）副會長William Yang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政府去年將多位美國記者驅逐出境後，許多記者現在都在台灣，也為台灣的外媒圈帶來一些不同的面貌。“大家可能也慢慢發現，從台灣報導中國不是一個不可能的現象，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去年最大的改變吧。只是這樣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台灣確實有一些外媒開始在思考，是不是他們在這邊會有一些比較長期一點的計劃。”
一位去年由北京搬遷到台北的美國記者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國記者被驅逐出境）這很顯然是美中雙邊的議題，而不再是新聞機構自身可以解決的，所以這得看拜登政府如何與中國政府協商。只能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現在沒有看到任何中國政府想鬆綁規定、讓美國記者回到中國的跡象。”
引發這些國際媒體記者遷徙的，不只是去年3月北京驅逐美國記者的事件而已。隨著中國在去年6月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加強對香港事務的干預，連《紐約時報》都不得不作出因應，在去年7月，該報宣布將其香港的數位新聞業務遷移到南韓首爾。
“香港作為觀測中國的前哨站已經不再可行了，所以我認為台灣有潛力扮演這樣的角色。”上述這位不具名的駐台美國記者透露，他們去年已經在台灣成立了分社，不只從台灣報導中國，也會報導台灣。他強調，台灣的地位越發重要，這反映在台灣對抗新冠疫情的表現上，還反映了美中科技戰雙邊“脫鉤（decoupling）”情勢下，台灣科技產業的關鍵性。
早先在2017年，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就捨棄香港，在台灣台北設立其在亞洲第一個辦事處; 2018年也有《德國之聲》在台北設立辦事處，作為其報導東亞的主要據點。現在，台灣可望迎來更多新的機會。
自2016年起常駐台灣的瑞典記者悠野（Jojje Olsson）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我認為外國記者的社群會持續在台灣增長，或者至少維持相同的水平。”他說，許多國際媒體希望他們駐亞洲的記者不要全部集中在中國，要是發生任何事情，風險都太大。
在台灣做新聞的自由度雖然高，但前述不具名的美國記者提到，從台灣報導中國也有其必須得克服的其他挑戰，比如，透過電話採訪較難取得受訪者的信任，除了有通話安全問題之外，也較難刻劃中國老百姓的真實面貌。
“如果中國政府願意開放、反轉他們驅趕外媒記者的政策，我們肯定會把一些在台灣的記者派回中國。”上述不願具名的美國記者補充：“但我們也會留一些記者在台灣，台灣確實以它自己的方式變得更為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