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台灣經濟部長王美花與歐盟執委會貿易總署長魏恩德（Sabine Weyand）共同主持召開了“台歐盟經貿對話會議”。在會議召開的幾天前，歐盟方面宣布，此次參會的官員層級，將由原定的技術官員提升到司局長及部長級。
此次歐盟提升對話官員層級的舉動，台灣方面在事後給予了高度的讚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在會議後的新聞稿中表示，“台歐雙方為擴大合作層面，提升對話層級至部長/總署長級，顯示在歐盟國際經貿合作藍圖上，台灣的重要性提升，亦為台歐盟關係的重大突破”。
作為此次會談的成果，雙方同意設立平台，深化夥伴關係，並在數位經濟、貿易便捷化、半導體供應鏈韌性等議題上，就進一步討論合作的可能性達成了一致意見。
特定領域的重要合作夥伴
“這的確是個好消息。不僅是因為歐盟承諾與台灣政治當局進行高級別對話，雖說自2021年以來這種情況越來越多，而且首先是因為它符合歐洲的經濟利益”，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FRS）台灣安全與外交項目主任安托萬-邦達茲（Antoine Bondaz）在接受美國之音郵件採訪時表示，“歐洲的領導人終於開始理解台灣的經濟重要性，而不僅僅是因為台灣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半導體供應鏈的緊張局勢，極大地促進了這種認識”。
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對於半導體供應鏈的擔憂，就成為歐盟揮之不去的問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曾公開表示，處於芯片研究前端的歐盟，近幾十年來其市場份額下降至僅佔全球產量的9%，而30 年前這一比例為40%。中國周圍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疫情爆發驟然阻斷供應、造成了工廠停擺和貨物短缺，使歐盟意識到需要在歐洲生產這些主要從台灣和韓國進口的基本部件。
歐盟內部市場執行委員蒂埃里-布雷頓（Thierry Breton）更是明確指出，當前全球主要芯片供應商位於中國周遭地區，存在嚴重地緣政治風險，一旦發生事端將使歐洲大多數工廠陷入癱瘓狀態。
台灣由此開始頻繁出現在歐盟的官方話語裡。
2012年10月，歐盟數字時代的執行副總裁瑪格麗特-維斯塔格（Margarethe Vestager）表示，歐盟希望將台灣視為實現《歐洲芯片法案》目標的重要合作夥伴。
而布雷頓也在同一時期開始了“技術與芯片之旅”。他訪問了華盛頓、東京和首爾，並與台積電的首席執行官進行了會談，雖沒有到訪台灣，但他表示，台灣必須被納入這個基礎廣泛的經濟和工業戰略中。
今年2月，歐盟正式公佈了《歐洲芯片法案》（EU Chips Act），其目的是確保歐盟自主供應芯片的安全。歐盟官員在發布會上公開表示，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製造領域地位非常重要，歐洲對與全球芯片的主要供應商台積電的合作持開放態度。
“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製造領域佔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知道今天歐洲使用的半導體將近50%都是在台灣生產，台灣擁有許多專業知識，我們在歐洲當然歡迎所有公司，包括台積電”，布雷頓在發布會上這樣表示。
經濟領域的戰略合作夥伴
歐盟在近幾年裡，一直試圖在印太地區構建多樣化的戰略合作夥伴，這其中就包括台灣。
2021年4月，歐盟發布了其在印太合作戰略的聲明，文中並未提及台灣。但作為該聲明的進一步闡明，9月發布的印太地區合作戰略公報中，共有5處提及台灣。這也被視為是歐盟在印太合作戰略聯合公報的官方文件中，首度明確納入台灣，並將台灣視為歐盟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合作夥伴。
在這份公報中，除了關切台海安全情勢外，明確表示了歐盟將尋求與沒有貿易和投資協定的伙伴，“例如台灣”，建立深厚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並指出，為解決半導體供應鏈中的戰略依賴性，歐盟將與日本、韓國和台灣等夥伴加深合作。
“在公報裡提到，台灣完全是歐盟印太地區合作戰略的一部分。與其他國家相比，台灣有明顯的政治局限性，但經濟方面的合作潛力很大”，邦達茲表示。
歐盟原本準備在2021年末宣佈在貿易和經濟議題與台灣合作的具體內容，包括舉行更多的定期會議，在半導體等特定領域的合作以及高級官員的互訪的內容。不過，由於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擔心會損害與中國的關係，因而在最後一刻取消了這些計劃。這也表明，在歐盟內部對於如何平衡台灣與北京間的關係，存在著不同的聲音。
歐盟對中的態度的調整
除了台灣特殊的經濟地位外，也可以從西方世界對於中國態度的轉變來解讀此次台灣與歐盟的部長級別會談。
在最近的幾年歐美媒體對台灣的關注無疑也是有增無減。歐洲大學研究所出版的2022年第七期《政策簡報》裡，出現了這樣的數據。
“在2020年媒體中提及台灣的新聞報導，增幅超過了2019年的50%，僅法國日報《費加羅報》的報導就上升到131%。在2017年到2020年之間，法新社超過149%，費加羅報超過464%，紐約時報超過54%，CNN1為146%。涉及台灣的新聞報導，也是多樣的。既有處理新冠疫情的、也有台灣維持其增長模式、促進民主價值、打擊數字干擾和投資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高新技術方面的報導”。促進民主價值、打擊數字干擾和投資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高新技術方面的報導”。
但歐盟官方對中立場的轉變，無疑才是更關鍵的。丹麥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江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歐盟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跟著美國一起打壓中國，這是至少2018年以來一直都是這樣的，而且歐盟的態度越來越強硬。我同時覺得，最近的戰爭和供應鏈的問題，也顯示了歐洲需要保證他們的供應鏈，而台灣方面在這個方面有它的戰略意義，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邦達茲則表示，“美國，還有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正在越來越多地與台灣當局公開溝通，這促進了討論，特別是在這些經濟問題上。歐盟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當然（部長級別的會晤）這對布魯塞爾來說，是之前沒有發生過的。最後，歐洲人已經部分放棄了對中國的幻想，現在正尋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合作夥伴的多樣化，台灣就是其中之一”。
部分放棄對中國的幻想，而逐漸採取日趨強硬的立場，這來自於歐盟在這幾年裡對中關係的定位調整。
2019年，歐盟在其對中關係中，除了合作夥伴和競爭者之外，添加了第三種稱謂，制度對手（systemic rival）。
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研究員蒂姆-呂利希（Tim Rühlig）表示，“我們已經看到了歐盟與中國關係的巨大轉變。10年前，歐盟是相當自信的。他們那是認為能夠通過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做貿易，與中國的合作，將足以應對全球化的挑戰，並逐漸改變中國，將中國融入現有的世界。但在過去的三到五年裡，進入到了一個對中國觀點進行重組的過程，這是更關鍵的。我認為“制度對手”的稱謂就體現出了這一點”。
“我認為這非常清楚地表明，歐洲仍然希望與中國合作，但是，這個“制度對手”，現在是歐盟與中國關係定義的一部分。這非常關鍵，我認為這是真正轉變了的因素。歐盟現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制度對手”的角度來考慮雙邊關係的，而不是通過合作和競爭者的角度。現在，這三個要素如何真正結合在一起，我認為在歐洲內部仍然是有爭議的事情。我認為我們正在看到一個持續的轉變，而“制度對手”方面在變得更加突出”，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呂利希這樣說到。
烏俄戰爭爆發後中國的立場，無疑加速了歐盟開始重新審視和調整歐中以及歐台關係的步伐。呂利希表示，“歐盟對與中國關係的看法正在發生重大轉變。中國對俄羅斯戰爭的立場以及對立陶宛的經濟脅迫是其中的推動力。兩者都與台灣間接相關，使歐盟重新考慮對該島的態度”。
歐盟與台灣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此次的會談中，台灣與歐盟還討論了雙邊的投資關係與合作，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過渡，離岸風能以及衛生和植物檢疫問題，包括台灣的糕點和加工肉類的出口以及歐盟農產品的市場准入的改善。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安托萬-邦達茲也表示，歐盟和台灣的合作不應局限於芯片等高新技術領域，還可以在更廣泛的領域內找尋合作的可能性。
“按照歐洲議會在2021年底關於台灣問題的第一份報告中的要求，就可能的雙邊投資協議展開討論；讓歐盟加入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GCTF），這是一個由美國和台灣在2015年共同發起的平台，旨在“利用台灣的優勢和專業知識來解決共同關心的全球問題”，日本在2019年成為其正式合作夥伴，澳大利亞在2021年成為其合作夥伴。許多成員國已經參加了GCTF的各種主題的研討會，但歐盟應該成為正式的合作夥伴”。
邦達茲同時表示，歐盟的目的不是要對中國指手畫腳，也不是要質疑歐盟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而”只是為了加深與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一個關鍵夥伴的經濟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