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中國文革史研究者、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退休圖書館教授宋永毅出版新書《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這部著作從毛澤東的情慾、變態、猜忌等非理性因素，分析論述他發動、領導使中國瀕臨崩潰的政治浩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許多重大事件的緣由。一些文革研究者認為，宋永毅的新著為研究毛和文革的關係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
宋永毅告訴美國之音，從對大量已有材料做出分析，即“舊材料新分析”，他發現：“當年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十餘人中至少三人是醫生診斷的心理疾病患者，” 他們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 “更不要說毛澤東晚年的恐懼症、偏執人格，對人的無端猜疑等”。宋永毅說，他的新著就是“從他們的非理性思維和他們的心理疾病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文革決策。”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由台灣聯經出版社於10月29日出版。全書共517頁，分九章。其中六章分析毛澤東、劉少奇、林彪、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六位文革領導人，三章論述政治夫妻、文革與土改暴力對比、文革產生的異議思潮和群體。該書引述了近50部中文資料彙編和著作、六部英文著作，其中包括宋永毅本人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和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該書由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講座教授陳永發和原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革研究專家徐友漁作序。
意外被竊聽觸發政治事件
“本書用心理學的方法，透視了毛澤東的情慾和私生活。”宋永毅寫道。但他表示，研究的聚焦並不是蒐集八卦秘聞，“而是為了揭示為人們忽略的重大政治現象背後的私生活因素，以及毛澤東的情慾又怎樣戲劇性地導致了文革進程的風雲變幻。”
書中講到了1961年發生的 “竊聽事件”：“毛的車隊到了山東，毛跟女友在火車上亂搞，結果負責竊聽的警衛員就跟這個姑娘聊起來，說剛才你跟毛澤東說了什麼話我都知道。這個女友大吃一驚，她就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大光其火，說你們現在就要像赫魯曉夫那樣（對待我）了，”宋永毅說。
儘管所謂“竊聽”原本是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為及時了解毛的所思所想以便緊跟毛而做出的一項對毛進行錄音的正式決定，但因偶然涉及了毛的私生活而引起他的暴怒和猜忌。
儘管當時中共中央的一線領導人向毛解釋，這樣做是“想留下毛談話的資料，以後好寫黨史”，但毛認為，他們從現在就開始準備赫魯曉夫式的黑報告了。
宋永毅引述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中的話說，這件事立刻引發了兩個變化：毛和劉等人的關係向敵對轉化，以及毛貼身工作人員從50年代的男衛士群體變為60年代“女友”群體。從此，毛更相信“女友”才會告訴他真實情況。
“竊聽事件”的直接責任者、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文革中成為首當其衝的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黨集團成員被打倒。
威斯康辛大學教授、《中國文革歷史詞典》共同主編郭建對此評論，“竊聽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毛澤東出於無端猜忌甚至恐懼，擔心身後會有掘墓人，“於是，文革的頭號打擊對象劉少奇就得了一個‘中國赫魯曉夫’的稱號”。
郭建說：“1958年的大躍進導致前所未有的大饑荒，毛澤東由此退居二線，同時又不甘大權旁落，要奪回失去的權力，因此發動文革，這可以說是他的理性決策。但是，他的非理性的多疑、猜忌，甚至妄想，未必不是文革啟動的重要因素。”
毛的女友影響文革走向
宋永毅在書中分析了1967年發生的5.13事件，一場發生在當時北京軍隊機關群眾組織“老三軍派“和”新三軍派“之間為演出而進行的武鬥。前者是保軍隊當權派的保守派，後者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
周恩來當時主張雙方聯合，“從全國的權力格局上來講，也在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軍人集團之間建立了必要的政治平衡。” 宋永毅寫道。
“可是，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自己打破了。”宋永毅寫道。因為毛當時的女友、兩名空政文工團的女演員是老三軍派，她們向毛哭訴受到造反派的打壓，於是毛心疼地說：“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個‘皇’嘍。”
宋永毅說，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的承諾，林彪出來公開支持保守派，而此後，林彪代表的軍人集團就從江青代表的中央文革派手中奪過了對群眾運動的指導權。
“按照毛澤東對文革的立場他應該支持造反派的，應該反對保守派的，” 文革研究者徐友漁說。 “但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和情慾，其實毛澤東在政治上做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決定。如果用正常的政治鬥爭的思維來理解的話，毛澤東是不應該這麼做的，或表態應該是相反的，結果他做了這樣的表態只能用他的任意性、隨意性和性心理才能夠加以解釋的。”
宋永毅在書中分析的另一個例子，說明毛由於“女友”因素影響了對重大戰略問題的立場。 1974年，毛澤東針對周恩來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抓住葉劍英等軍隊老幹部搞特權把孩子送進部隊的行為，大批“走後門”，並使之成為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葉劍英迫於壓力寫信給毛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批復反安慰葉：“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進來的也有壞人”。後來毛承認他這麼說的原因是：“走後門的人…..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
“這是一個非常不講道理的蠻橫的指示。使得這個運動一下就嘎然而止了，使得葉劍英這些對開後門要負實際責任的人一下子就給解脫出來了。”徐友漁說。
“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為了自己的性慾，實際上是在自己的政治利益上是做了妥協和讓步的。如果不知道這種背景的話，對毛的戰略部署的任意性和混亂性就不可理解，知道了原委才理解。” 徐友漁對美國之音說。
德拉瓦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程映虹表示：宋永毅通過對文革前後毛和周圍一些地位並不高、但和他關係十分密切的人物——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關係，為文革中一些撲朔迷離的重要歷史事件做了分析和合理推測。
”揭露這個事實，不但不會導致歷史認識中的不可知論，反而在更大的範圍和更深的意義上揭示毛澤東體制的一個重要現象甚至規律：在正常政治生態中是偶然性的個人因素，在這個體制下恰恰成為了規律。這也是共產黨中國政治悲劇的根源之一。”程映虹說。
程映虹認為，宋永毅新著開創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從對領袖個人因素的論述開始，“使得我們看到在極權體制下，領袖個人的作用由於體制的極權性質和個人的集權地位而被放大了，所以在共產極權體制下，領袖個人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狀況對政黨和國家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類似的關係。”
宋永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萌生寫這樣一本書的念頭始於20年前。 “1999到2000年我到中國去蒐集文革材料，結果被國家安全局扣留了，說我做間諜、向海外提供情報。在4個月監視居住期間，那些辦案人員和看守最感興趣的就是文革期間領袖人物的私生活，”所以我當時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說這個真實的文革、那些領袖人物的非理性思維、他們的精神狀態，怎麼對文革的決策發生影響。這個大概是（寫這本書的）來歷。 ”
被迫害妄想症和偏執性人格
毛髮動的文革癱瘓了幾乎所有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打倒了幾乎所有共產黨第一把手。宋永毅認為，這種瘋狂舉動跟毛澤東“被害妄想症”不無關係。
“毛澤東生前一直講有人要搞政變，他研究了多年的政變，林彪在他的5.18講話中講了。但誰要搞政變？賀龍要搞？劉少奇要搞？彭真要搞？文革過去55年了，查下來沒有人要搞政變。這個都是他想像出來。但是噩夢一直貫穿到他的晚年。當然林立果（林彪之子）是搞刺殺，但是這也是被毛的妄想症逼上樑山的，”宋永毅說。
郭建認為，毛在文革一開始首先打倒的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就是出於無稽之談的陰謀論。 “這也和領袖無端的猜忌和多疑有關。” 他說。 “從慣於揣摩毛澤東心思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政變經’來看，毛澤東甚至懷疑這些人要發動政變。”
郭建說，於是，毛決定遠離北京，躲在上海，在一個他認為安全的地方遙控北京的局面。 “你說，這個被稱為文革第一戰役，並推出文革綱領性文件《5.16通知》的事件，裡面有多少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我認為宋永毅先生的研究角度很有意義，有新意，有啟示性。”
毛澤東發動文革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發展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關鍵一步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4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劉少奇、鄧小平打成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將文革鬥爭範圍和對象擴大升級。在宋永毅看來，這種急劇升級並非按計劃行事，而是與毛澤東“隨時會失控“的”偏執性人格“有關。
“這個源於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們的一個內部討論，他（毛）指責劉少奇在北京搞專政（派工作組）等。實際上劉少奇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是得到毛同意的。那麼劉少奇被迫回應說‘要堅持原則’、‘五不怕’等。毛立刻大光其火、非常衝動，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然後就寫了這樣一張大字報。”宋永毅說。
宋永毅引述原“四人幫“筆桿子原上海寫作班《羅思鼎》負責人朱永嘉在對文革進行反思時說，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是在“存在心理障礙的狀態下”寫出來的。
“毛作為文革運動的領導者，他那時的思想情緒始終處於非常激烈的爆發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人往往會失去理智，失去對自己的控制。由於毛的地位特殊，誰也無法去緩衝雙方情緒的衝撞。所以在那樣情境下做出的決定，怎麼可能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呢？文化革命在起點上便打上了偏激的情緒。” 朱永嘉說。
毛江政治夫妻
宋永毅對毛江夫妻關係進行的分析認為，江青干預政治“實際上首先是她在毛的私人情慾中失寵的結果，”；“毛在外面不斷升級的拈花惹草傷害了她原來就十分敏感的女性自尊，加劇了她對於隨時可能失去合法‘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懼。”
李志綏在回憶錄中寫道：“毛的私生活駭人聽聞”，“他一貫將女人作為玩物；特別到晚年，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他沒有別的娛樂，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樂趣。”
宋永毅說，江青“為了消除這種恐懼，她渴望通過在政治上充當毛的得力打手，不斷攫取權力，來和毛保持長期利益一致的政治夫妻關係。”
書中引述李志綏的回憶：“毛江談了一次話，有了協議，毛要江不要過問毛的私生活，代價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護江。”
宋永毅說，“1958年江青曾被中國一群最出色的神經心理科醫生診斷她有多重人格和強迫症，這些醫生建議毛澤東應當讓江青去參與文藝活動，放鬆放鬆，結果江青就成了文革的旗手了。”
文革中江青利用中央文革領導人的身份，瘋狂迫害從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到三十年代文藝界名人等她眼中的所謂“仇人”，而她的行為歇斯底里程度很難用正常人的狀態加以解釋。
宋永毅寫道：美國作家維特克在訪問江青的時候發現：“江青掌權後所闡釋的文革政治動機和起源的故事，‘一半出於想像，一半出於真實’”。
江青在文革成為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是文革派“四人幫”的首領。她在被逮捕後的審判中公開承認，“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宋永毅說，在毛的“夫人參政”的鼓勵下，毛和江青這對政治夫妻在文革中演繹出了“夫妻政治”。而江青對夫人參政的熱情甚至直接導致了國際後果。
“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和太太在1989年人民起義中很快被槍斃了。為什麼殺了他太太，來自羅馬尼亞的英文材料說明，1971年齊奧塞斯庫與夫人伊琳娜·齊奧塞斯庫訪問中國，和江青談了很久，江青給他出了主意說，夫人要參政，伊琳娜回去後很快成了政治局委員，成了黨的第二把手，跳到前台做了很多迫害人民和乾部的事情，造成她的民憤比齊奧塞斯庫還大。起義的時候馬上就把她給槍決了。”宋永毅說。
習澤東走得很急
當被問到他新著的現實意義時，宋永毅說，“獨裁者有共性也有個性，但共性往往大於個性。尤其是有一個新的獨裁者公開說他崇尚一個舊的獨裁者的政治路線和政策，也就是說他要對舊的獨裁者進行模仿，這個相同點就更多了。”
“習近平多次表示對毛非常崇拜，現在已經叫他習澤東了。習近平正在走向一個他要成為中國人民偉大導師的路上，他走得很急，” 宋永毅說。
習近平要模仿毛搞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他廢除了鄧小平在文革後建立的集體領導和最高領袖任期制，“他和毛一樣要做終身領袖，” 宋永毅說。 “他已經21個月沒有出國了，他隱蔽在中南海。這個風格和毛很像，毛就是製造神秘感，深居宮中。”
宋永毅說，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模仿，是對文革許多政策的召喚和死灰復燃，“所以我講文革研究處於低潮，但文革作為一個政治形式和政治運動在中國卻是高潮。你去看看韶山幾萬人在毛像前頂禮膜拜，真的，這個文革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
徐友漁認為，宋永毅新著的現實意義在於中國領導人的非理性決策仍在繼續。 “很多鎮壓、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其實不做對他們更有利，結果這種事情偏偏就發生了。” 他舉了中國私營企業家任志強因批評習近平的言論而被判刑18年的例子。 “如果我們把統治者想像成高度理性、精於計算的話就使很多事情沒法解釋了。”
郭建認為，宋永毅新著的現實意義在於，“不僅毛所指的秦制仍在當下的中國繼續，而且現在的中國正在向中共中央曾經否定過的文革倒退。始於‘萬歲’年代的個人崇拜逐步抬頭，今年出版的簡明中共黨史用五頁篇幅文飾文革，用將近六十頁的篇幅歌頌習時代。黨、政、軍的‘核心’修改憲章，使自己能夠終身連任。中央內部的權力之爭也愈演愈烈…”
“宋永毅先生的新作一方面是對歷史做出新的闡述，另一方面也為當下的中國提供一面鏡子。”郭建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