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下午(8月5日)，南加州大學的美中學院舉辦線上研討會，發布“美國筆會”(PEN America)撰寫的報告《荷里活製造，北京審查》。該研討會討論視自由為生命的荷里活，與視自由為禁忌的北京之間的博弈，以及北京如何將其影響力全面擴展到美國的電影製作，如何干預電影業這個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和文化媒介。
荷里活為進中國甘願北京審查
《荷里活製造，北京審查》( Made in Hollywood, Censored by Beijing )指出，“北京越來越多的經濟影響力使其能夠堅持要求其他人遵守其審查規矩，甚至在沒有要求的情況下，讓其他人自願將這些約束內部化，作為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先決條件。”
報告指出，為了換取與中國民眾交流的機會，妥協的荷里活製片商甚至會認為，個人妥協似乎微不足道，或者是“物有所值”。
報告稱，許多電影製片廠都在自由表達方面進行了令人不安的妥協，比方說，改變供國際觀眾（包括美國觀眾）觀看的電影內容；進行自我審查；同意提供在中國放映的電影刪節版；在某些情況下直接邀請中國政府審查人員進入拍攝現場，聽從他們的建議來避免觸碰北京的紅線。
報告說：“這些(有爭議的)讓步都在中國市場的巨大壓力下做出，大多數悄無聲息，很少引起注意，而且經常沒有經過辯論。”
致力於在荷里活拍攝中國相關題材影片的製片人楊華沙(Lisa Yang)對美國之音說，任何事情出現引發爭議的局面都是正常的。這種情況是否引起辯論、經過爭論，是美中之間的根本差別。她說：“在美國，觀點和立場不同很正常，任何立場和觀點都可以大聲說出來，可以進行辯論甚至爭執，然後有關方面根據支持者的多寡來做出決定。”
不過，這個程序在好萊塢與北京的對峙中沒有出現過。
報告指出，久而久之，好萊塢的單方面妥協使得一系列新的習俗就這樣在荷里活紮根了---取悅中國政府投資方和看門人，已成為好萊塢的一種經商方式。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院訪問學者、北京電影學院退休教授郝建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長期的控制和審查，許多好萊塢的電影公司在考慮中國電影市場時，都自覺地給自己劃紅線，自覺地迴避有關中國歷史和現實中所謂敏感題材和敏感話題，好萊塢電影製片人會主動迴避這些中國現實：1950年代末餓死幾千萬人口的大饑荒、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時的大屠殺、文革、反右等等，都是禁忌。”
荷里活想不跪？叫你吃苦頭
《荷里活製造，北京審查》的主筆作者詹姆斯·塔格爾(James Tager)說，一部電影能否進入中國市場越來越成為它能否獲得商業成功的因素，尤其是那些製片方投入了巨資的大片更是如此；北京政府把票房這個巨大經濟利益作為繩索，套在荷里活人的頭上。
他說，一部外國電影是否能夠進入中國市場，完全取決於中國政府是否允許，這意味著，是否遵守北京的一套規矩將決定片子是否得以進入。如果政府不喜歡一部片子的台詞、或者演員，或者故事背景，影片可能就進不去；如果不討好，甚至惹怒他們，片子就沒戲了。
郝建說，就算片子“幸運”獲批進入中國市場，還有可能被無故叫停。他說：“《被解救的薑戈》(Django Unchained) 2013年在中國放映時，只在影院上映了一天就接到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通知，立刻停止放映。沒有給出任何原因。”
報告說，由於拍攝過批評中國的影片而被北京政府上黑名單的著名影星，包括沙朗•斯通，哈里森·福特和理查德·基爾等。
理查德·基爾在2017年的一次媒體採訪中說，他因為長期支持西藏而付出了巨大的專業代價。他說：“有些電影我肯定不能演，因為中國人會說'不能要他'……不久前還有人說，他們不能出資來拍攝有我出演的電影，因為那會讓中國不高興。”
郝建也告訴美國之音，中共“對那些對中國共產黨有過不恭敬言論的演員進行封殺，迫使荷里活電影公司在準備進入中國電影市場的作品中，主動排斥這些演員。理查德•吉爾和沙朗•斯通都是例子” 。
塔格爾說，如果你合作，片子不僅獲准進入中國，甚至還會得到更多好處，包括更好的發行日期，進入推薦名單，等等。相反，如果你不合作，影片的商業成功將大打折扣。
北京要荷里活“講好中國故事”
報告的主筆塔格爾說：“北京審查荷里活影視作品的目的，遠遠不是為了要剪掉他們不喜歡的某處內容，而是要重塑荷里活作品，讓整個荷里活共同展示一個更加干淨的北京政權。而且，他們使用制度化的審查來達到目的。用市場的威力作為工具，讓荷里活與審查者合作。”
報告指出，北京的目標還不僅是阻止中國大眾接受政府認為對其不友好的信息，儘管這是審查制度的主要因素，“事實上，中共要先發製人地影響好萊塢講故事的方式，就是讓它講一些吹捧中共、利於中共政治利益的故事”。
這份報告說，雖然美國也存在政府與荷里活合作，以歌頌美國軍隊、倡導愛國主義的做法，就是所謂的推動軟實力，但是，荷里活電影“從來沒有保留過對(美國)政府和對(美國)政治領導人的批評，以至於有部分美國大眾說，荷里活製片廠和電影明星不愛國”；事實上，荷里活一直愉快地享受“不為政府所懼”的形象。
不過，荷里活這一形象正在因北京政府而改變。報告稱，好萊塢對中國獨裁者讓步的做法，正在為全世界設置一套新標準，因此，“迪士尼影業集團，索尼娛樂公司，環球影業，華納兄弟娛樂公司，派拉蒙影業公司，以及美國電影協會都拒絕對本報告置評，或者不予回复。”
報告說：“和我們對話的多數(荷里活)人也只同意非正式發言，不公開，或者通過其他保證讓他們匿名的方式說話……即便這樣，受訪人還經常拒絕討論他們參與的具體項目的情況，只是泛泛而談。他們不願意就事論事，也不願意公開露面，這其中的各種原因都圍繞一個中心，就是擔心負面反應，包括來自北京的，來自他們雇主的，來自荷里活的。”
報告引用一名荷里活製片的話說：“我們都害怕在一篇哪怕是粗略討論中國在好萊塢的文章中被提到名字。”報告還說，另一位製片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告訴我們，'如果人們想保住工作的話，很難讓他們公開說話'。由於這樣的敏感情況，我們便不在本報告中引用他們的原話……這樣的現實也增加了我們透徹了解更多真相的難度。但是，即使這樣也已經繪製出一幅令人擔憂的畫面。”
中國電影市場，荷里活割捨不掉
美國筆會這份報告說，中國市場的最大吸引力在於其規模，它馬上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
報告說，2018年第一季，中國電影季票房首次超過美國。根據新冠疫情之前的預估，到2023年，中國票房將達到155億美元，大大超過美國2019年的大約114億美元。今年，也就是2020年，中國預計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這些數字顯示，好萊塢對中國電影市場的如飢似渴，“這意味著，好萊塢首席執行官，製片，編劇，都在越來越多地眼睛瞅著中國市場來編劇、拍攝和製片，看如何進入中國，以便在那個有利可圖而日益壯大的市場中保住一席之地。”
一名荷里活電影公司主管告訴美國筆會：“中國電影觀眾的規模如此之大，如果你不小心對上了他們的愛好，就可以賺到一億美元純利潤。”
報告所，隨著荷里活與北京的不平衡關係繼續發展，可想而知，好萊塢面對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1997年北京發飆下狠手，荷里活從此服軟
1997年，好萊塢發行了三部觸及北京敏感政治神經的片子。它們分別是迪士尼出品、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達賴的一生》(Kundun)；曼德勒娛樂公司出品、布拉德·皮特主演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以及米高梅出品、理查德·基爾主演的《紅角落》(Red Corner)。
這幾部荷里活的年度大片都沒有進入中國。這還不算，北京發起了攻勢。他們首先把這幾部片子的所有明星和導演打入黑名單，儘管這份黑名單是否正式存在一直有爭議。幾家製片廠被禁止未來五年內在中國做生意。報告說，“這樣一來，荷里活製片公司被告知，北京可能根據它認為的負面表演而報復。而且，報復的對象甚至包括製片廠的母公司在內。”
南加州大學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斯坦利·羅森說：“這是人們第一次清醒看到，和中國打交道時，你食物鏈上最弱的環節會傷及鏈條的最強環節… …北京會重點關注電影中所有的中國元素。”
荷里活在接受了“教訓”之後迅速撤退。1998年10月，迪士尼時任首席執行官邁克爾·艾斯納在北京與朱鎔基會面時說：“壞消息是，電影已經拍了；好消息是沒人看。我現在要道歉，以後會防止再讓這類侮辱朋友的事情發生。”
一名製片廠首席執行官對美國筆會表達的意思是，《西藏七年》這樣的電影現在根本不可能再拍，至少大製片廠不會拍。
2009年，《西藏七年》的導演阿諾(Jean Jacques Annaud)獲邀導演一部中法合拍的影片《狼圖騰》。他於是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微博上發表道歉信，稱“沒有想到的是，這部電影(西藏七年)播映後，使我的中國朋友受到了某種民族情感上的傷害。這一直都是令我很痛心的事情……我現在正在積極籌備，準備把薑戎先生的《狼圖騰》搬上銀幕。我希望通過這個'人與自然'的美麗故事，傳遞一種人世間以及宇宙間、萬物生靈間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向全世界的觀眾展現一幅有關現代中國的巨型和諧畫面；用美麗的自然風光和豐富的物種情感，使更多的人更加熱愛中國，更加熱愛中國人民精神的博大精深。”
對於自己在中國道歉一事，阿諾在西方媒體上一直輕描淡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