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7月29日)，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在胡佛研究所的線上討論中，與歷史學家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 )對談，討論美國在當前的新冠疫情和民眾抗議浪潮中，如何應對全球挑戰。
科頓參議員指出，美國應該減少對中國製造的依賴，“尤其是那些與當前疫情以及與安全和健康相關的產品，比方說醫學用品，藥物，口罩，和其他防護性設備。”
科頓還表示，其他行業同樣也不能再依靠中國，“比方說下一代通訊設備，先進電腦技術，人工智能，半導體，等等。所以，的確需要打破對中國生產鏈的依賴，很多生產線我們需要帶回美國…我們不能依賴任何國家。歷史是一清二楚的，疫情當前，沒有哪個國家會願意無償放棄自己的關鍵產品。”
美國托列多商學院榮退經濟學教授張欣博士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在產業鏈上跟中國脫鉤，意圖的確存在，但是實施起來卻不太容易。”
張欣說，他從事過價值鏈研究，價值鏈、產業鏈盤根錯節，相互依賴。他指出：“蘋果公司五年前就想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再做幾個裝配線，但是做不成。這牽涉到當地裝配和供應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難於一蹴而就。”
彭博新聞社不久前刊載名為“認為與中國脫鉤太困難嗎？再想想”的文章說，美國企業要開發新的供應鏈條，或者建立新的消費群體，需要花費時間，“不過，中國方面同樣需要花費時間來另起爐灶。”
該文說，中國曾經被以為是美國企業的希望之地，是利潤豐厚、不可或缺的未來市場；但是，隨著美中關係緊張昇級，全美的首席執行官都在面對一個幾年前不可想像的現實，“這就是，中國可能不再是一個實現利潤和進行製造的可靠來源。”
科頓參議員還說，並不是說美國在製造上完全不能依靠別人，“有需要的話，我們可以與盟友合作。藥品方面，日本，意大利，丹麥，奧地利等，都是友好的、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我們一方面把重點放在國內，另一方面就是與友好國家交易，而不是與企圖取代我們的國家交易。”
彭博新聞社的文章說，一些公司已經成功找到了中國的替代。例如，儘管蘋果公司仍然嚴重依賴中國工廠生產iPhone，但三星電子現在在越南生產的智能手機佔了一半以上。
此外，運動服公司阿迪達斯也已將它在中國製造的鞋類產品的比例，從2010年的39％大幅降低至2019年的16％；與此同時，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的生產比例，從2010年的53％躍升至去年的71％。
該文章說，事實上，中共也一直為擺脫對西方的依存而架橋鋪路，“北京的決心甚至還更大。中國外交和經濟政策的核心要素，從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帶一路'倡議，到補貼豐厚、政府主導的工業計劃等，部分目的就是要減少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沒有理由相信這種趨勢會逆轉。”
《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不久前在“準備美中脫鉤”的文章中指出，對西方而言，新冠病毒加速了這一過程，因為它為重塑戰略物資生產提供了合理性。
該文指出：“例如，日本剛剛撥出22億美元，以幫助把生產線從中國轉走。新冠大流行也直接和間接地在中美之間本已很長的摩擦清單中，再添衝突，這包括從新冠病毒的責任問題，到北京一意孤行結束香港的一國兩制在內。”
托列多大學榮退經濟學教授張欣對美國之音說：“重塑生產線需要花費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對於商人來說，經濟成本的增加如果在可控範圍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需要翻番的話，就難於接受了。”
張欣還指出，就美國本土而言，小企業思維和精神已經被忽略了很長時間；那種隨時可以掉頭改變生產的精神正在喪失。他舉例說，他曾經居住的俄亥俄州托列多市，歷史上是世界玻璃中心，被喻為“玻璃城”。當這座城市打算在博物館設立一個玻璃廳的時候，有幾扇門需要使用厚重的玻璃製造。但是，這樣的玻璃美國早就不生產了，最後是從中國定制了，運到托列多來紀念這座美國的玻璃城，“相當有諷刺意味”。
張欣說，雖然產業調整會增加很多成本，也需要進行政治和經濟的權衡，但是，“美國製造業應該重振。否則的話，長期依靠國外，美國損失的不單是製造的能力，更是它的整個中小企業和相關的企業家階層都會不復存在。”
《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還說，事實上，美中脫鉤置身於“去全球化”的大環境中；而去全球化已經發生了十年以上：國際貿易在新冠流行之前已經停滯不前； 2018年的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也比2007年的頂峰時期減少了70%；美中關係在習近平上台後變得更加針鋒相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