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活動人士呼籲民眾參與第二次全國性茉莉花集會，並再次把“我要吃飯、我要工作和我要住房”作為三個主要訴求。一些人期待在這三方面深陷困境的中國八零後青年能成為推動這場民主運動的主要力量，但學者並不看好八零後這代人能肩負這項使命。
服務器設在美國的博訊網星期三轉發了中國茉莉花集會組織者委托發表的呼籲書，呼籲民眾在這個星期天2月27號下午兩點參與第二次全國性集會。組織者受到上星期日首次茉莉花集會的鼓舞，將集會城市從十三個增加到十八個，但同樣把“我要食物、我要工作和我要住房”作為集會的前三個主要訴求。
*活動人士期待八零後積極參與茉莉花集會*
上星期日參與了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茉莉花集會的一些人在互聯網微博上說，他們在現場看到不少八零後的人參與，跟在上訪地點通常會看到許多上年紀的訪民情況大不相同。
八零後是指1980年後和1990年前出生的人。許多人說，跟其它年代的人比較，中國的八零後在現階段日子最苦、壓力最大。八零後念大學、畢業找工作和建立年輕家庭的時候，剛好趕上中國的醫療、教育和住房商業化，其中很多人受到的打擊很大。活動人士希望這個年代的人最能認同“我要食物、我要工作和我要住房”的訴求，並踴躍投入這場運動。
本身也是八零後的中國網絡媒體專欄作家劉逸明去年在博客上說，八零後雖說吃苦耐勞的精神不如前人，但公民意識卻比較覺醒，在當今的網路世界，他們對中共當局的批評最激烈。他曾預言，中國的八零後是中共專制體制的掘墓人。
*學者：八零後對政治不夠關心*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教授張濤說，中國的八零後的確面臨與其它年代的人所不同的一些特殊困境，而這些困境跟政府的政策以及中國的政治制度有關。
張濤說：“ 八零後的困境的確是，就業比較難。我能從我兒子的就業旅程中感受到。房子比較難，有壓力。這都是很客觀的。這些問題與政治改革有沒有關係？我認為是有的。中國目前這樣的政治體制一個最重要的沖動仍然是經濟單向高速增長，對民生關注不夠。這個體制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一個未知數。”
不過，作為一名八零後青年的父親和許多八零後學生的大學教師，張濤教授說，八零後年代的人未必會把自己的處境與中國的政治制度相聯繫，因此人們不應期待他們會大規模上街參加反政府示威。
張濤說：“ 八零後還有一個特點，不問政治，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我還說，你們的住房和吃飯跟政治體制有關系，但他們可能就沒有這種價值判斷。”
*前發改委研究員：八零後不應怪罪政府*
前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嚴浩博士也有一個八零後的兒子。他說，跟其它一些年代的人比較，中國的八零後已經相當幸運，至於他們面臨的困難，他們應當努力去解決，不能因此而怪罪政府。
嚴浩說：“任何一代人都有他們時代的挑戰。我個人在成長階段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你說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個人要面對這些挑戰。八零後是中國歷史上最富裕、最優裕的一代人。他們一代人的問題是不能和前一代人或上一代人相比擬的。代際之間的不平等在任何國家都存在，而且對於年輕人是不公平的。這個不是中國的特例。所以他們的問題是成長中的問題，是富裕中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他們如果有不滿，可以。他們可以無視前人的貢獻，但是他們要對自己問題的解決做出努力，做出貢獻，甚至做出犧牲。他不能抱怨，甚至抱怨政府。”
目前在新加坡大學東亞所擔任訪問研究員的嚴浩博士說，中國政府當然要傾聽八零後的呼聲，但政府的政策不能只為一個年代的人考慮，而需要顧及到整個國家和整個社會。
中國當局對上星期日各地的茉莉花集會進行了嚴密的監控，拘押、軟禁和控制了至少幾十名人權人士。
中國外交部官員在星期二的記者會上沒有直接回應有關茉莉花集會的提問，但表示，大部分中國人希望在和平富足的環境中生活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