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最近正式起訴一名去年在中國涉嫌間諜罪被捕的日本人，此舉標誌著去年中國逮捕的4名日本人已全部被正式起訴。中國沒公開說明起訴罪名是什麼，不過日本社論開始質疑這些案件的背後主要原因是涉及中共權鬥和中國製造對日外交籌碼。
中國最近通過外交官私下透露等渠道向日本傳媒發放消息說，去年6月在北京被捕的一名北海道出生的70歲日本男士也已被正式 起訴，《每日新聞》等多個日本主流傳媒駐北京記者引述“外交界消息來源稱”，紛紛報導了去年5月起4名日本人先後在中國涉嫌間諜行為被捕的案件最新進展， 但也都說“起訴罪名是什麼不明”。
日本政府名單
去年5月和6月期間，3名日本人和1名入籍日本的中國人女士先後在在中國遼寧、浙江、北京、上海被捕，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指稱4人涉嫌在中國從事收集情報的活動，日本政府也證實中方向日方通報過。
綜合日本主流傳媒披露4人的在中國從事的活動和被捕經過說，在遼寧被捕的日本人因觀察中朝邊境狀況、在浙江被捕的日本人是在軍事設施外拍照、在北京被捕的日本人是在銀行向“脫北者”（逃離北韓者）匯款、在上海被捕的日籍華人女士是為日本一日語學校招生時被捕。日本傳媒還調查了4人在日本的記錄，說明4人中有無業者、有商人和破產商人、有任職日語學校者等號稱日中友好人士，也引述中方非正式地指出，被捕者向日本公安調查廳提供情報。
日本傳媒還報導說，中國政府到手了日本公安調查廳的一份合作者名單，其中觀察中朝邊境狀況和中國軍事設施照片的被捕者，存在以觀察報告或照片每次、每份換取日本公安調查廳的數万日元（數百美元）酬勞的交易關係。
社會輿論變調
日媒披露的這種交易關係幾乎令日本社會輿論立即對原來關切或同情的感情隨之一變，不僅廣泛指責這些日本人是拿著不值一文的低級情報騙政府酬勞，而且更氣憤政府法務省公安調查廳用納稅人的錢收購垃圾情報。
報導說，由於日本官民都重視解決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乃至其它朝鮮事務，政府有關部門紛紛加強收集情報能力、向安倍政權邀功，各部門之間已形成競爭關係，為此公安調查廳也不遺餘力，從而生出了收購包括垃圾情報在內的荒謬制度。社會輿論變調成冷漠、幸災樂禍趨勢，尤其網民更是殺聲一片。
部分主流傳媒還同時質疑中國政府得手公安調查廳的合作者名單，反映了日本政府情報管理體制漏洞，並懷疑至少公安調查廳裡有中國間諜。中國逮捕日本人的案件在日本演變成主要追究日本政府的國內問題，公安調查廳審查內部的風潮已擴大到政府相關各部。
探索中國意圖
不過《朝日新聞》等日本主流傳媒也指出，中國2014年成立、2015年實施反間諜法等具體化的新國家安全法後，4名日本人成為開刀個案，目的是警告訪華活動的日本人會受到最高刑罰可至死刑的嚴厲制裁，以取得“殺雞儆猴”之效。
另一方面，從逮捕日本人之前起，即從新國家安全法實施之前起，中國也逮捕過幾名旅日華人教授、學者、記者等，雖然他們大部分未被起訴並獲釋返日，但至今沒透露被捕原因，卻也維持在日活動調子不變。
今年7月中國又在北京逮捕一名日中交流團體的理事長，中方稱其“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令中國逮捕日本人的原因又引起日本輿論新猜疑，尤其是研究、觀察中國的日本人廣泛相信，包括中國逮捕旅日華人在內，原因可能是涉及了中共權鬥。
觀察中國的日本作家、前《產經新聞》駐北京特派員福島香織就說，她相信被中國逮捕日本人的背景是中共內部權鬥和意圖把扣押的日本人作交易籌碼。
醉翁意不在酒
福島說：“非常令人懷疑被捕的這些人真是間諜，老實說所有曾駐北京日本記者可能也都在公安調查廳名單上。日本記者們雖說行為慎重，不會拿消息交易金錢，但對公安調查廳來說，駐外記者們一般是會應邀與CIA（美國中央情報局）、FBI（美國聯邦調查局）、KGB（俄羅斯諜報機構克格勃）、中國國家安全部的人一起吃飯，當然一邊吃飯、一邊有'交換情報'閒談。”
福島說，記者雖不是間諜，拿著各自消息與對方交換、確認的見面、接觸是駐外記者們的當然工作，但在公安調查廳看來，駐外記者們也是“接近情報者”。福島說：“公安調查廳的合作者名單才是問題關鍵，怎麼會落入中國政府手中？但與其追查公安調查廳裡的'內鬼'，不如追究日本情報管理部門危機感是否足夠。”
福島說，中國逮捕的那些日本人素質夠不夠格當間諜也非常令人質疑，“今年7月在北京被捕的那個日中友好人士，我在北京當記 者期間，已一再聽日本人、中國人說過他的惡行，不但蹭飯出了名，而且還因性騷擾被中國驅逐過，我對他的印象倒是情報他就不會有，何況是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 情報。”
福島說，公安調查廳即使支付合作者數万日元，其實也只是相當車馬費的謝禮水準，難以令人聯想到購買威脅中國國家安全情報的層次。福島說：“他們整天向人炫耀跟共青團等黨內高層派系關係，如果真是間諜就不會暴露，所以說他們被捕倒是讓人覺得跟中共內部權鬥有關，或者作為中國跟日本交易的外交籌碼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