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院週二（7月10日）判決一名涉嫌間諜罪的日本人12年徒刑，這是2015年以來，先後8名日本人在中國因涉諜被捕後，首次公開審判的案件，再次襯托出近年朦朧的日本諜影。
中國杭州法院週二（7月10日）判決一名日本人2015年5月在浙江溫州涉嫌間諜活動的罪名成立，判刑12年。這是2015年中國開始實施《反間諜法》以來，先後共逮捕8名在中國涉諜活動的日本人中，首次開庭審判的案件。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官員等日方人士出席了旁聽，宣判後也引起日本議論。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當天對此表示，司法程序還在繼續，日本政府不便評論。但站在保護國民的立場，希望盡可能地支援。他還對案件是否影響日中關係說：“此前中國總理李克強訪日並邀請安倍首相訪問中國，日中雙方努力不要讓改善關係的基調受影響很重要。”
同一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在記者會上淡淡地說：“請你相信中國法治國家處理有關問題，也會依法保護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權利”，顯示中國無意拿間諜案來針對日本的立場。
情報合作者
2015年中國首次依照《反間諜法》逮捕日本人後，菅義偉在記者會上罕見地堅決否認日本從事間諜活動，他說：“作為我國，絕對不從事間諜行為，我也想在此向其他國家強調這一點”。
日本到底有沒有向中國派遣間諜、中國為甚麼指控一些日本人間諜罪，日本社會輿論對中日政府的說辭都半信半疑，而反應則因不同個案起伏。
這次在杭州法院被判刑的54歲日本人岩瀨崇大，是日本愛知縣人，被捕時是愛知縣一家在名古屋和上海有分公司的調查、人材公司的經營者之一。岩瀨在溫州一個海警基地外拍照被捕。同一時期還有一名在遼寧省中朝邊境被捕，父親是北韓人、母親是日本人的“脫北者”，據日本傳媒報導，該名3歲隨父母去了北韓、1998年跟母親逃脫北韓、2003年回日本並定居神奈川縣的“脫北者”因不擅日語，在“彈子房”（賭場）打短工，每月去中朝邊境給北韓親戚送錢、送物資。中國稱他們認罪並稱受託於日本公安調查廳。
月刊《Sapio》等不少日媒在揭發兩案同時，也披露了日本政府自1995年奧姆真理教案發後，為了監視該教衍生的團體、監視在日北韓人團體和911事件後防恐等，撥款加強收集安全情報的功能，為此公安調查廳、警視廳、國家安全保障局、外務省等政府有關部門各自構築情報網，其中公安調查廳還有任意收買信息之策，賣一組照片可獲普通打工月收額，誘來“合作者”門庭若市，卻沒人受過間諜訓練。
中日人脈案
報導引發日本社會輿論嘩然，責問政府亂用稅金的責任，網絡上還噴出“海警基地外觀？零價值”、“中國殺了這些國庫蛀蟲才好”等留言。
東京廣播電視（TBS）記者竹內明整理他的採訪，著書指出2013年7月旅居日本的華人教授朱建榮在上海被捕，也與外務省、公安調查廳有關。書中還引述公安調查廳的官員稱：“被中國逮捕一次的合作者，存在被迫向中國情報機構誓約今後合作的可能性，即存在作為雙重間諜返回日本的可能性，所以就不再用，這是（中國）國家安全部與日本政府的諜報戰。”
朱建榮案以後，到去年為止，還有其他旅日華人教授在中國被捕、隨後獲釋的報導和消息。
2015年6月，中國又逮捕了一名從事日中交流工作的北海道“日中友好人士”和一名在東京經營日語學校、加入了日本國籍的中國人女士。 2017年7月去北京參加日中交流活動的“日中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鈴木英司被捕。
在日本民意調查一再顯示國民對中國印像不良的大環境中，社會輿論對親中人士被捕案的整體是“活該”、“笑看親中人士自投羅網”等幸災樂禍的反應。
2017年3月與大連“連和源溫泉開發公司”合作的千葉縣地質調查公司“日本地下探查” 6名員工在山東和海南省因探查泉源涉諜罪被捕後，日本輿論首次顯示了同情與疑慮。儘管後來4人獲釋、2人被起訴，但該案令不少因公要出差中國的日本人風聲鶴唳。
間諜的定義
記者多次聽日本友人說接獲去中國參加研討會等邀請，但猶豫去不去，有人為了去中國使館申領公務簽證，重做護照來避開中國查看其行蹤記錄。
2017年5月再有一名日本人在遼寧省被捕，中國外交部說明是“懷疑有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正接受調查”。 2017年底以前，上述被捕的8名日本人全被正式起訴，其中鈴木英司據稱在2017年8月已通過非公開審判。
由於輿論不大同情和關心，日本雖通過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等親中政要與中國交流時提出釋放要求，但並不積極，上海領事館官員這次獲准旁聽審判或與日中的交涉有關。
關注中國問題的日本紀實作家福島香織指出，中國逮捕涉諜活動的日本人在2015年中國實施《反間諜法》之前已有記錄，包括1996年日本駐中國武官與美國駐中國武官去海南島被捕、隨後被驅逐；2006年創辦《中日經濟新聞》的原博文被控收集中國領導人健康情報被捕；2010年一名日本人考察地質環境在新疆被捕；2014年一名日本人在甘肅測量地質被捕。
福島認為包括2015年以後被捕的日本人間諜案在內，算得上間諜活動大概只有兩次武官案，但這些是武官的職責，所以只有驅逐。其他個案按國際定義都談不上是間諜活動，只基於中國的獨特標準。例如日本人用手機上也有的GPS（全球定位儀）功能去登山、遠足，但在中國就違法了。日本人在北京登山，很多景點地圖上沒有，那就會想帶GPS，但誰會想到北京山區有許多軍事設施，帶了GPS就是涉諜活動；全世界都玩的Pokemon Go（精靈寶可夢Go），在中國就不能玩。
手段與籌碼
對於日中友好人士涉諜被捕，福島認為中國把日本間諜描繪得無處不在，是習近平政權牽制日本和國內親日派的一種手段。例如《環球日報》說，現在日本正議論防範外國人收集情報等特務活動，就是牽制日本把一些明顯的中國人作主要對象。而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吳懷中對《環球時報》說：“平時與日本人交流，他們對中國各方面訊息非常感興趣，問各種內幕。中日關係比較好的話，這樣的方法容易獲得中國情報，現在關係不好，中國情報的必要性上升，就不得不利用人的間諜行為”，福島認為這話更意味深長地說明，關係好時的普通訊息在關係不好時變成情報。她說：“換句話說，習近平政權下加強指控日本間諜”。
福島還說：“從一些旅日華人教授和日中友好人士被捕原因來看，我懷疑可能也是習近平政權把過去構築中日關係的人脈視為一種妨礙的結果。她指出特別是80年代起日中培養的人際關係多半是胡耀邦（前中國領導人）的共青團人脈，幾乎沒有習近平個人對日本政府或民間的人脈，共青團時代參加過日中青年交流的夫人彭麗媛，恐怕是習近平身邊唯一與日本有關的人。福島說：“習近平的權鬥主要目標已從上海幫轉為共青團，令人懷疑權鬥與搗毀日中關係人脈並非完全無關，去年被捕的4名日本人中據說有兩人是捲入了中國權鬥”。
2015年中國以《反間諜法》逮捕涉嫌的外國人後，日本不少研究中國的人士都指出，中國擅長用逮捕或軟禁的人作外交籌碼。不過中國可能沒想到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厭惡氣氛波及到對與中國通商的公司、對跑中國路線的人，以至於看不出被捕的日本人有成外交籌碼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