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約車公司滴滴低調赴美上市後僅兩天就遭到中國監管部門一套組合拳的重擊。有分析人士認為，北京此舉或是想要主動與美國進行部分“金融脫鉤”。
監管重錘下中企赴美上市更難
中國網絡安全辦公室先是在7月2日對滴滴的主應用程序“滴滴出行”實施網絡安全審查，暫停新用戶註冊。隨後，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7月4日以“滴滴出行”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為由，下架了這款應用程序。之後，網信辦又下架了滴滴旗下全線25款應用。截至7月15日收盤，滴滴的股價為每股12.36美元，低於發行價的每股14美元。
除了滴滴以外，另外兩家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應用程序也遭到中國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的調查，其應用也被下架，分別是貨運物流公司滿幫集團和看準網運營的“Boss直聘”在線招聘平台。這兩家公司也已於6月份在美上市。
受到中國政府強力監管行動的影響，路透社援引三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話報導，中國醫療大數據公司零氪科技(LinkDoc Technology Ltd.)已決定擱置赴美上市的計劃。這是滴滴事件後，已知的首家撤回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在砸下本輪監管重錘之際，中國政府也表示，將收緊中國公司赴海外上市的規定。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證監會正在起草規定，要求企業赴海外上市前需得到監管部門批准。國家網信辦也將牽頭對申請赴海外上市的企業進行跨部門審查，以確保上市計劃不會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此外，國家網信辦7月10日發出通知，對修訂《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徵求意見，要求用戶超過100萬的互聯網公司必須想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
這些新的舉措將大大增加中國企業赴海外、特別是美國上市的難度。在此之前，中國企業赴海外上市並不需要得到國家網信辦的批准。而2002年中國頒布的《行政許可法》取消了企業赴美上市的前置審批程序，也為中國的民營企業以所謂“小紅籌”方式赴美上市提供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政策環境。
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認為，中國加強科技企業監管以及抬高赴美上市門檻與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有直接關係。
“我覺得這個事情問題出在中美關係上，”他對美國之音說：“為什麼以前的監管沒有那麼嚴？主要是現在從大環境來說，中美關係不好。要是中美關係好，這都不是問題。”
美國想要滴滴的大數據？
2020年12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全票通過針對中概股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並已由時任總統特朗普簽署成法。該法要求在美國掛牌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遵守美國會計監督規則。如果美國的監管機構“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連續三年無法審查外國公司的海外公共會計事務所，該公司將面臨退市。
《外國公司問責法》的落地加劇了美中之間的監管對峙。北京和華盛頓多年來一直就是否能夠披露中概股的審計底稿問題相持不下。中方認為，審計底稿可能會包含敏感信息，如果披露給美國政府機構，會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
《財新周刊》7月12日出版的第27期封面報導說，中國網絡安全審查全面收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擔心“美國的長臂管轄帶來數據外流隱患”。報導引述一位資深投行人士說，滴滴或迫於經濟利益向PCAOB提供數據。
統計數據顯示，“滴滴出行”的中國活躍用戶達到3.77億，活躍司機1300萬，滴滴全球的活躍用戶為4.93億，活躍司機1500萬。此外，滴滴在2017年獲得了導航電子地圖製作甲級測繪的資質，掌握了包括車輛定位、周邊環境等大量精準地理數據。甚至有說法稱，可以通過滴滴的大數據定位誰在哪個政府部門工作。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7月10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說，“美國不斷升級對華戰略打壓，中國國家安全形勢面臨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戰……不能因為有的公司股權由境外資本掌握和去境外上市等原因就導致國家安全漏洞。”
但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傑西·弗里德(Jesse Fried)表示，從中國政府的角度，擔心敏感數據外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現實是PCAOB和任何美國政府機構都不會尋求得到此類敏感數據，擔心數據外流的說法是無稽之談。
他對美國之音說：“每三年檢查一次審計的PCAOB不會要求提供這類信息。美國監管機構不會要求提供這種信息。據我所知，這與任何監管目的都不相關。”
對於需要將數據交給美國的說法，滴滴方面已經出面否認。有高管在新浪微博上稱，滴滴所有中國數據都存儲在中國的服務器上。
北京欲與美國金融脫鉤？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這是北京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即“不鼓勵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上市，尤其是在兩國爭奪科技霸權之際。”亦有分析人士指出，對滴滴的打壓可能是北京主動推動與美國金融脫鉤戰略的一部分。
政治評論員、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聿文認為，中國政府此舉是出於風險考量，選擇在高科技企業和關係到基礎數據的企業主動與美國的資本市場脫鉤。他在《德國之聲》中文網上發表的專欄文章中寫到，“中國政府並不只是要懲罰滴滴和其他不聽話的企業，也是要通過此種方式，切斷中國科技企業和華爾街的聯繫，部分和美國資本市場脫鉤。從這個目的來看，它也是一種主動選擇的行為。”
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弗里德認為，與美國金融脫鉤或許是北京的長期目標，但短期內中國的資本市場不具備給像滴滴這種高科技企業IPO的能力。
他說：“我認為中國政府意識到他們現在不能這樣做（金融脫鉤），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無法處理相對較新和難以估值的公司的IPO。這是美國市場擅長的事情，而中國市場現在還沒有能力做到這點。因此，我的最佳猜測是，中國政府並不是想在不久的將來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我認為他們對某些類型的公司有特定的擔憂，但從長遠來看，一旦中國的資本市場條件足夠好，可以在中國進行IPO，他們可能會阻止中國公司在這裡（美國）上市。”
香港能收漁翁之利？
在滴滴事件之前，儘管面臨美中關係緊張、監管政策不確定性等挑戰，中國企業仍大舉進軍美國資本市場。據Dealogic的數據，今年截至目前共有36家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已經達到2020年全年的水平。
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表示，美國資本市場具備全球任何資本市場無可比擬的優勢。
他說：“首先是盤大、流動性好。第二，美國的資本市場也是全世界最成熟的市場。不僅是香港，就是東京、倫敦都是沒法和美國媲美的。另外，來美國上市還有一個特別大的優點，就是改革開放以後，從中國大陸來美國留學的很多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紮根下來了，有的人是從事金融業。他們對中國企業來美國上市創造了非常好的軟件上的支持。”
全球金融市場數據提供商路孚特(Refinitiv)的數據顯示，從2021年到目前為止，中國企業在美國的上市發行共募集了125億美元，遠高於去年同期水平。
然而，中國政府約束科技企業的強勢手段無疑將打擊中國企業赴美國上市的信心，仍尋求赴海外上市的企業可能會退而求其次選擇香港上市。港交所的股價星期三最高上漲了6.2%，顯示出樂觀情緒。
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資深研究員加里·克萊德·哈夫鮑爾(Gary Clyde Hufbauer)告訴美國之音，北京對香港打壓，特別是通過了國家安全法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不如從前。
他說：“中國政府對香港所做的事情的結果無疑是削弱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它（金融中心）正在轉移到上海或新加坡，這就是中國這次打壓行動的效果。它不會在一夜之間產生效果，但我認為十年後，香港將是一個比上海或新加坡小得多的金融中心。”
拜登總統星期四對記者表示，其行政當局將在星期五向美國企業發出警告，隨著中國對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控制力度加大，在香港經營的風險也在上升。《金融時報》報導援引三名熟悉情況的人士披露，美國國務院將提出對一系列威脅的擔憂，包括中國有能力獲得外國公司在香港存儲的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