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當局自從1949年武裝奪取政權以來就一直對媒體實行嚴格的控制，規定媒體要報導什麼，不報道什麼，違者將遭受嚴懲。在過去的20年裡，中共又通過種種途徑試圖將這種通過控制媒體報導來控制和塑造大眾觀念的做法推廣到全世界。
5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要求“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闡釋，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鬥，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
隨著中國投入巨資從事海外宣傳即批評者所說的大外宣，也就是對海外受眾宣傳中共的說辭和觀點，中共在海外媒體當中的影響力運作也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截至目前，媒體研究界對中共當局的這種影響力運作還缺乏全面的研究。但國際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進行的新研究大大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今年五月中旬，該聯盟發表調查報告，標題是《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報告通過世界各地58個國家和地區的記者聯盟和記者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中國通過記者培訓和交換、新聞分享、收購當地媒體股份、向當地媒體提供免費的新聞內容、向當地記者提供免費到中國旅遊的機會等多種方式影響各國對中國新聞的報導。
中共/中國的這種影響力運作不但以發展中國家為目標，而且發達國家也是其運作的對象。中國的這種以金錢開道、以宣傳中共政權正面形象為導向和目的的媒體影響力運作不斷擴大，給世界媒體和世界各國帶來新聞學和倫理學的嚴峻挑戰。與此同時，在中國的海外技術公司巨頭為了謀利而聽從中共的指令，實際上變成了中共宣傳機器的一部分，如何認識和應對這種局面也令研究者困惑。
林慕蓮（Louisa Lim）是《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這一報告的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是她的同事朱麗亞·波根，Julia Bergin）。林慕蓮不久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就中國/中共重塑世界媒體所涉及的讓研究者和從業者感到棘手的一系列問題發表了她個人的坦率看法。
林慕蓮早先作為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共同電台記者長期駐中國從事新聞報導。她現在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視聽新聞學高級講師。
她也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訪天安門》一書的作者。那本書講述了中共的媒體嚴控、信息封鎖、暴力威脅和強迫遺忘，導致眾多的中國公眾不知道或不清楚在中國境內不久前發生過中共出動其黨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北京血腥鎮壓要求民主反腐敗的和平抗議者這樣的重大事件。
金哲問：很多中國人都覺得你的名字林慕蓮看上去很好看，讀起來很好聽。請問你是從哪裡得到這個漂亮的名字的？
林慕蓮答：你是說我的中文名嗎？這個名字是家人給我取的，我的父親來自新加坡，我這個名字是來自我的輩份，我這一代的女孩名字裡面都有林和蓮，比如愛蓮、美蓮，我是慕蓮。
問：如今很多人擔心中國正在改變世界各國的人看中國甚至看世界的方式，而這種改變還不是向著好的方向改變。我的合理猜想是，這也是你的看法。你認為這種改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種改變眼下正在加速還是在放慢，或者是不可阻擋地保持穩定？
答：實際上，我們最新做出的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假如你看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看法，自全球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以來，從全世界來看，中國的形像變好了。我們國際記者聯盟進行普查，對來自五十個國家的記者進行了意見調查。超過一半的接受調查的記者來自超過一半的國家，他們說中國在全世界的形象自疫情大爆發以來有所改善。
我認為我們傾向於將注意力集中於英文世界的中國報道，如果你看全球對中國的新聞報導，也就是非英語世界的國家對中國的報道，情況就大為不同了。疫情大流行使中國的形像變得更正面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給很多國家醫療援助。我們調查的國家當中94%接受了來自中國的醫療援助。還有很多國家接受了算來中國的疫苗。而這一切都有助於中國在海外的正面形象獲得提升。
中國視角不是問題 堵截其他視角才是問題
問：中國共產黨政府就像世界各國政府一樣總是向讓其人民和世界人民從政府的角度看問題。既然如此，我們現在有什麼理由為此感到擔心呢？
答：我認為問題不在於從中國的視角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拒絕從其它的角度來看問題。我們現在正在看到的是，現在想要表達對中國的不同看法變得困難了。我可以給你的一個例子是，假如你看駐中國的外國記者團，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的人數大大減少。因為北京拒絕給很多記者發放簽證。至少有十八個記者因為沒有得到簽證必須離開中國，很多人是來自美國的大媒體機構，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最近還有兩個澳大利亞記者。
在中國國內的外國記者被迫離開，在中國之外的記者不能進入中國。於是對中國的獨立報道就比以前少了。於是同時，我們也看到有關當局努力封殺對中國有批評性的報道家的中國大使對當地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提出批評。我們確實是看到中國方面採取相當脅迫性的努力來改變對中國的報道。這是相當成問題的。
中國的新聞觀與西方的截然不同
問：你知道中國有老話說，和氣生財。還有一種說法是，悶聲發大財。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甚至勸誡香港記者要悶聲發大財。江以及現在的中共官員的意思是，假如你們記者不去問那些麻煩問題，就對大家都有好處。這種思路有什麼錯呢？
或者，我可以這樣來問問題：為什麼你做一個前美國記者、現在作為一個澳大利亞大學教師或公民認為，通過不反對中共而發財是不可接受的呢？畢竟中共統治下出現了一個非常成功的經濟體，讓上億人脫貧，不是嗎？
答：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應當聲明，我不是美國人，我從來不是美國籍，我是英國籍。我一度為美國的一個新聞機構工作，我現在也不是澳大利亞籍，但是我在澳大利亞一個大學教書。我仍然是英國公民，但我在澳大利亞工作，我要聲明這一點。
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中國所宣揚的是另一套新聞報道理念，跟我們在西方所做的不一樣。我們的新聞報道模式是把新聞媒體的角色看作第四權力，是公眾利益的看家狗，要監督有權的人。因此必須追問那些有權的人不願面對的問題，讓那些掌權的人擔責，這基本就是西方國家的記者所做的事。
中國的新聞媒體的模式則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模式，是對公眾進行輿論引導。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模式是新聞必須是黨的喉舌，其功用是黨的政策的擴音器，是要讓黨的政策為公眾所接受。中國對新聞報道的理念跟西方的相當不一樣，這就造成了問題。作為西方國家的記者，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是提出掌權的人不願意面對的問題。但是你要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新聞，他們不認為記者的職責也是這樣。
在我看來，中國的問題是當局試圖壓制獨立記者的聲音，懲罰獨立記者。在中國國內直到最近，受監禁的記者人數之多超過任何其它國家。這本身就是非常成問題的。因此這裡的問題不在於解決貧困，（解決貧困）這個問題跟新聞報道的討論無關。
“穩步地重新塑造全球媒體格局”
問：你在為國際記者聯盟撰寫的報告中得出的結論是，“北京正在通過一個接一個的國家穩步地重新塑造全球媒體格局。” 這確實是一種令人驚訝或令人震顫的說法。但這是不是過於悲觀了？
答：我想這裡的問題不是悲觀或樂觀的問題。我們所做的是調查記錄有關國家的實際情況。我們向世界各地區國家的記者聯盟發出問卷，我們問他們在他們的國家正在發生什麼，從他們所提供的回答中我們開始看到這種大圖景。因此，這不是一個悲觀或樂觀的問題，這是報告記者所發現的東西。
你只要看看中國在這方面的支出，在2009年，中國就支出了60多億美元來加強它在全球媒體中的存在。因此我們看到了中國如何通過在世界各國設立新聞機構來擴大其影響範圍。中國國際電視台或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在非洲設立總部，在美國有總部，在倫敦也設立了總部，只是最近在倫敦遇到了麻煩。
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媒體在海外的進軍。中國媒體的進軍還有其它的方面，這就是我們國際記者聯盟報告所呈現的。比如說，世界各國記者聯合會有三分之一報告說，有中國的機構找到他們跟他們簽定備忘錄。有一半接受我們調查的記者機構說，他們國家的記者獲得到中國贈予的免費旅遊的機會。
我們也看到中國在世界各國投資於媒體組織，其途徑是收購報紙的股份、收購電視基礎設施的股份。例如，在非洲。中國的公司實際上掌控一些國家的電視從舊有的模式轉向衛星電視的生計換代。他們給非洲國家的很多村莊所提供的免費衛星電視節目是來自中國環球電視網。而這個電視網是中國國營的。
就這樣，中國通過很多方式慢慢地重新打造了全球媒體格局。這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即中國共產黨所明確陳述的目標。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領導人大談需要加強中國在海外的話語權。他們就是這樣通過很多方式來達到他們的目標。
影響力運作究竟採用什麼手段
問：英語世界有一種說法，Money talks，意思是誰有錢誰牛，誰就有話語權或話語權優勢。在中文世界，我們也有一種說法，有錢能使鬼推磨。毫無疑問，北京或中共政權正在通過錢來重塑全球媒體。也就是說，中共治下的中國通過金錢在全世界說話。這有什麼不對嗎？或者說，有什麼可能的途徑擺脫這種金錢陷阱嗎？
答：通過金錢來重塑環球媒體格局，就其本身而言不是問題，問題是在做這種事情時所用的手段。在觀察影響力運作的時候，要看是否為此動用了腐敗、隱匿、脅迫的手段。
談到媒體，我們確實看到有證據顯示中國動用脅迫，比如把外國記者驅逐出中國，為了改變海外媒體對中國的新聞報導。中國駐有關國家的大使出面提出投訴，施加壓力。中國甚至還動用隱秘的手段，例如在南非一個記者寫了一個專欄，談及維吾爾族人的問題，後來就丟掉了工作，就不能再寫那個專欄了。因為中國的利益集團在那家報社集團有股權。
問題不在於中國的錢，而在於錢被用來縮減新聞報導的自由空間，錢被用來壓制人們對中國的其他看法。這是成問題的，因為這影響全球的自由。
我要說，問題不一定是錢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理解什麼事情正在發生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在很多情況下，世界各國的記者到中國去進行中國政府出錢的旅遊，他們到中國免費旅遊，他們或許是不清楚他們被用這種方式利用。
在過去的幾年裡，人們廣泛注意到，來自穆斯林國家的記者做這樣的旅行。他們被領到新疆去，被領到為維吾爾族人辦的政治教育營去。他們被告知中國政府的說法，這就是，這都不是政治教育營而是職業培訓中心。而這些記者常常是報道中國的這種宣傳性說法，不進行調查研究。在他們走訪那些政治教育的時候，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攝像機就拍攝他們，該電視台的記者也採訪他們。於是，這些記者本身就顯著的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中，為中共有關對待維吾爾人的做法提供了支持。
在我們看來，需要進行更多的有關媒體運作的知識科普。需要人們了解中國在海外採取多種方式影響媒體。
這方面的另一個例子是，中國利用內容分享來影響世界媒體。現在這種事情在全世界都在發生。中國的做法是向其他國家的新聞機構提供免費的內容，常常是用當地的語言，常常是免費。比如說，我們在報告中也講到，在意大利，（中國國營媒體、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構）新華社跟意大利安莎社有內容分享協議。於是安莎社每天就播發來自新華社的新聞報道。
中國就是通過這種許許多多的方式微妙地改變了海外媒體格局。
在過去，中國的戰術或許是自我辯護性的，反應性的，只是對那些有關中國的負面報道做出反駁。現在我們看到中國改弦更張，變得更積極主動，不再只是反駁有關它的負面報道，而是重新改造媒體報道格局，向意大利的新聞機構每天都送出五十條有關中國的正面報道。他們每天採用三條也好，十條也好，二十條也好，都比一條也不提供要多得多。這就是中國正在改變世界媒體報道的方式。
外國技術公司聽命於中共的問題
問：中共政權動用日益複雜先進的手段來打造人們的世界觀和記憶，這種現象令人驚訝，但真正了解和理解的人不多。中共的手段的一個主要成分是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壓制它所不喜歡的信息，而中國的媒體或技術公司也因此被打造成中共的宣傳工具。一些人認為，如今在中國營業的國際技術公司如微軟或蘋果實際上也不例外，也成為中共的宣傳工具，蘋果公司對中共的指令言聽計從，並為此從其中國應用店app store拿下各種各樣的中共所不喜歡的應用。對這種論點，你有什麼話要說？
答：我們確實是看到蘋果對它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應用店的商品進行審查。我們在2019年看得尤其明顯，它把抗議者使用的各種各樣的地圖應用下架。甚至把一些新聞機構的應用也下架，可能是因為那些新聞機構的報道內容。
我想，我們現在確實是看到存在一種張力，這就是技術公司不僅是竭力進入中國市場，在中國市場佔據重要地位，而且還要在中國市場上駐留，因為中國市場對他們的價值太大了。於是，他們就願意採取這種步驟。
當然這不僅僅是技術公司在做這種事情。近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案例，中國要求西方公司必須滿足中國的要求，假如他們想留在中國的話。不幸的是，世界技術公司作為信息的清算所（clearing house），它們的作法是有影響的，因為它們的作法使信息減少。這是很不幸的。
問：西方國家像你這樣的人抱怨中共政權為了自己的利益（profit）而操控信息流通。人們還抱怨西方的技術巨頭公司如蘋果為了自己的利益操控信息流通。就信息操控而言，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或者說，這兩者之間是否有什麼有意義的區別？
答：我沒有報怨任何公司要賺取利潤(profit)。但我真沒有細緻研究過蘋果公司如何在中國做事，我恐怕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不好意思。
避免被誤導只能依賴教育
問：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人們的注意力或註意力時限是非常有限的，充分利用人們的注意力對利用者的利潤甚至生存至關重要。這裡的利用者可以是中共這樣的一個黨，也可以是一個公司如臉書。假如你的一個學生說：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日益先進的技術被例行慣事般地用於不道德的目的。你要對這學生說什麼？你要對他提出什麼建議？
答：因為我是教新聞學的，我的忠告就是，要讓你自己了解情況，要更多的閱讀，要盡力了解哪種技術正在被利用，在被什麼方式利用。
大家知道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你了解得越多，就越是能夠對那些誤導免疫。儘管在當今世界做到這一點越來越難，但教育你自己是重要的。我們撰寫了這份報告就是為了給人們提供更多的鳥瞰視野，讓人們可以看到中國如何以其他國家的人們先前沒有註意到的或不太談論的方式重新改造其國境之外的媒體格局。
問：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展示了一種令人思想窒息的反烏托邦，在那裡，各種各樣的先進技術被用來控制人們的思想。在你看來，就思想控製而言，今日中國跟奧威爾筆下的那個集權專制國家相比有多麼先進或多麼落後？
答：奧威爾或“奧威爾式的”（Orwellian）是一個含義非常複雜的詞。 《1984》中所描述的場景現在離我們越來越近了。比如說《1984》當中的所謂“新話”有時候跟共產黨的語言是合拍的。例如，“民主”這個詞就給共產黨下了一個新的定義，其定義跟西方國家的不同。
我認為如今令人感到恐怖的是這種技術威權體制，這種體制很可能奧威爾本人都沒想到的。比如這麼多的監視技術，尤其是新疆維吾爾族人所受的監視。還有很多的高技術的監控方式，比如通過手機進行監控，二維碼追踪，社會信用評分。另外還有一些低技術的監控手段，如漢人幹部住到維吾爾族人家裡，甚至是睡到人家的床上，並自稱是人家的家庭成員。我想這種水平或程度的監控是奧威爾當初根本不可能想到的。
問：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認為人們突破思想控制（無論是被某黨控制還是被商業利益控制）的希望在哪裡呢？
答：我的意思就是要依靠教育的力量。現在有很多年輕的中國人在海外的學校接受教育，到海外旅行，能看出外國與自己國家的差異。因此我總是希望教育的力量，信息的自由流通、教育的力量會很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