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7日，內蒙古著名異議人士哈達家人證實，哈達在呼和浩特病危接受搶救近兩週後失蹤，醫院和公安當局拒絕通知家人有關他的病情和行蹤。在此之前，四位日本議員正式提名哈達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並獲得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確認。哈達一直致力於推動內蒙古民族的政治覺醒，呼籲更高程度的自治和民族自由，被外界稱為 “南蒙古的納爾遜·曼德拉”。
病危搶救後強行失蹤
據位於美國紐約的人權組織 “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 發布的消息，哈達1月25日深夜在他被軟禁的住所突發疾病倒地，被中國國安人員緊急送往地區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醫院進行搶救。
哈達的妻子新娜在呼和浩特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證實說，哈達在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重症監護病房就醫。但2月6日晚上，記者再次與新娜取得聯繫時，她表示哈達已被警方從醫院帶走，且沒有告知他們哈達的去向。
新娜說： “昨天早上，哈達打電話說要一些東西，我們就在等他消息。到了醫院後，外面來了兩名原來的公安人員。他們告訴我們今天不讓進。我和威勒斯(哈達的兒子)繞到五樓，仍然不讓進。我們是哈達的家屬，但還是不讓進。醫生說今天上午才從ICU病房轉走，去哪兒呢？他說不知道，警察不允許家屬見面。”
新娜說，這是哈達在30年後再次失蹤。“我昨天去的看守所，他們也說查無此人，現在我們都不知道去哪裡找他。”
新娜還希望通過美國之音向外界發出以下聲明：“作為哈達的妻子，我在此呼籲三點。一，哈達已經被監禁30年整，身心遭到極大摧殘。生命岌岌可危。二，我們母子也因為公開揭露真相，均被誣陷入獄，並判刑。警方還入住我家住宅樓，常年監控，家屬也失去自由。三，中共當局對哈達的無休止迫害，恰是內蒙古蒙古人人權慘狀的縮影。懇請國際社會進一步關注和譴責，並敦促中共當局收斂其赤裸裸的違法行徑。解禁對哈達及家人的監控，還我們以真正的自由。”
30年的監禁、拘禁和軟禁
哈達1995年被中共以 “顛覆和分裂國家” 等罪名為由判處15年監禁。2010年刑滿釋放後，當局擔心他出獄後繼續進行反抗活動，讓他居住在指定的住所，安排一組警察24小時實施嚴格監控。
這30年間，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 “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 等海外多家機構和媒體不斷報道哈達的遭遇，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哈達被很多人稱為 “南蒙古的納爾遜·曼德拉”。
“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 主任陶高朝格·恩和巴圖多年在國際社會上呼籲釋放哈達。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哈達已成為南蒙古維權、反抗運動的標誌性人物。”
他說：“哈達被監視居住，條件並不比監獄好，不能離開住所，不能使用網絡和手機，不允許他人看望。不僅哈達一個人失去自由。他妻子新娜多次被捕關押，有相當一段時間和兒子維勒斯三個人同時被監禁。新娜行動受限制，維勒斯出門打工經常被警察騷擾，導致他們母子無法正常生活。”
恩和巴圖說，哈達主張和平方式提出訴求，反對任何暴力形式。他的做法非常溫和理性。
“幾十年來，內蒙古人雖然多次以上訪、申訴等方式維護合法權益，甚至游行抗議，但從未發生任何相關的暴力事件。這多少與哈達的理念和影響有關係。面對警察嚴刑拷打，軟硬兼施，威逼利誘，哈達始終沒有認罪、認錯，也沒有做過任何形式的妥協，” 他說。
獲日本國會議員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今年1月，四位日本國會議員提名哈達為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美國之音採訪了遊說日本國會為哈達的提名作出巨大努力的日本著名評論家、印度太平洋人權信息中心的石井英俊。
他說：“我認為推薦哈達先生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達先生是南蒙古人權鬥爭的象徵，同時也是中國政府對南蒙古鎮壓的象徵。中國政府對人權的壓制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如果哈達先生能夠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僅會成為南蒙古人民的希望，也會給受到中國政府壓迫的所有人民帶來希望。我由衷地祈願哈達先生能夠獲獎。”
石井英俊說，推薦哈達先生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四位日本國會議員分別來自執政黨和在野黨。推薦人之一是參議員山田宏，另一位是眾議員島田洋一，另外兩位議員的姓名未公開。山田宏參議員作為南蒙古議員聯盟的幹事長，一直積極關注南蒙古人權問題。
美國之音記者電話聯繫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和駐紐約領事館要求置評，但電話無人接。發送的郵件在截稿時也沒有得到回覆。
從學運領袖到人權鬥士
哈達1955年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東部興安盟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78年，哈達考入哲裡木盟(現通遼市)師範學院，並於隨後進入內蒙古師範大學，分別獲得蒙古語言文學學士和哲學碩士學位。大學期間，哈達開始深入思考民族問題，尤其是蒙古民族在中國的政治地位及文化生存的挑戰。畢業後，哈達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擔任編輯工作。
後來，他辭去了出版社的工作，開辦了位於呼和浩特市的“蒙古學書店”，將自己對蒙古民族歷史、文化及自治權的研究付諸實踐。在這個書店裡，哈達不僅銷售有關蒙古文化的書籍，還舉辦講座和討論會，積極推動當地人民尤其是年輕人關注和思考民族問題。然而，隨著哈達日益激烈的言論和活動，他的書店被當局視為“民族分裂分子聚集的黑窩點”，並於1995年在哈達被捕後遭到搜查和封鎖。
在1981年，中共當局為了實施一項旨在減少自治區蒙古族幹部數量、限制蒙古語教學並大規模引入漢族人口的政策，在內蒙古自治區秘密下達了所謂的“28號文件”。這一政策迅速引發了內蒙古各大高校和中專學校的反彈。許多學生自發組織了罷課和抗議活動，要求維護蒙古族的語言和文化。
哈達不僅是這場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更在其中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角色。這場抗議運動中不僅展現了他的領導力和組織能力，更重要的是讓更多人認識到文化和民族自決的重要性。雖然這場運動最終未能阻止中共殖民政策的實施，但哈達在其中發揮的核心作用，使他成為了內蒙古人權運動的先驅之一，也為他後來的政治活動奠定了基礎。
1990年代，哈達決定辭去在出版社的工作，開始投身於更為深遠的政治活動。他成立了“南蒙古民主聯盟”，並創辦了“南蒙古之聲” 雜誌，旨在推動內蒙古民族的政治覺醒，呼籲更高程度的自治和民族自由。中國政府視“南蒙古民主聯盟”為“民族分裂組織”的地下組織。他還撰寫了《南蒙古之路》等書籍，詳細論述了內蒙古在中國的民族困境和應對策略，提出了在和平的框架下爭取民族自主權的可能性。這些活動與言論最終引發了中共當局的強烈反應，並導致了哈達的被捕和長期監禁。
揭示中共在內蒙“自治”的真相
哈達在文章中揭示中共對內蒙古 “自治” 的真相。 他寫道，縱觀中共從1947年開始在內蒙古實行的所謂“自治”制度過程，中共做的各種承諾，如“內蒙古自治區施政綱領”等關鍵文件，一概不算數，逐漸作廢，自治沒有任何法律保障，卻以各種方式強行同化蒙古民族，損害蒙古民族權益，使蒙古族保留自己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的空間被極大的擠壓，自治已經名存實亡。
他在文章中說，蒙古族人士只要提出自己的訴求，往往被打成民族分裂分子，受到各種處分和懲罰。特別是1968年發動的 “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簡稱 ‘挖肅’)運動當中，數十萬蒙古族人受迫、死傷。冤假錯案始終沒有得到平反，很多真正凶手沒有受到懲罰，而且 “文革” 過去後沒有反思這個慘痛教訓，反而加大打壓蒙古民族的力度，讓蒙古民族生活在無盡的恐懼中。
哈達認為，內蒙古人不能這樣任中共宰割，默默忍受，等待民族的滅亡，必須認真考慮自己的未來和出路問題。理論上，有實現真正自治、獨立建國和與蒙古國合並三種可能。哈達主張實現真正的自治或高度自治，保障蒙古民族保留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與各民族和睦相處，平等發展。
哈達通過建立政治團體和開辦讀書會等形式組織蒙古族年輕人學習自己的歷史，提高理論水平，思考未來，撰寫文章，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迅速擴大。
1995年冬天，中共當局經過長期跟蹤、監視後，對哈達實施逮捕，並以 “顛覆和分裂國家」等罪名，判處15年監禁。在1996年11月11日，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哈達的判決書中提及哈達和他組建的 “南蒙古民族聯盟” 的奮鬥目標時稱，它的 “近期目標---以和平的方法，建立南蒙民主自治國。長遠目標--合並於蒙古國”。
“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 說，哈達在完成刑期後立即又被非法拘禁了4年，後在一個秘密設施中受到嚴格的軟禁和持續的監視，時間長達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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