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來推動一連串所謂的“經濟改革”。有報導稱，中國的社會不流動加大了貧富差距，是習近平大舉推行“經改”的動因。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共的實際作法與促進社會流動恰恰相反，整個政策設計是以政治上的領導人無法流動、穩固個人領導地位為核心，政策思路是以防止民眾威脅政權為優先，反而讓社會流動失去彈性。中國唯有政治轉型，才可能迅速且擴大社會階級的流動。
華爾街日報11月15日引述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去年共同發表的一篇“中國代際所得持續升高”（Ris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China）論文，該篇論文從中國家庭追踪調查(CFPS) 的數據來估算代際收入彈性指數。（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IGE） ，結果發現，隨著時間推移，1980年代自中國社會底層家庭出生的孩子（IGE為0.442)，比1970年代出生的孩子（IGE為0.390），逐步升遷的可能性更小了，論文作者稱之為“代際貧困陷阱日益加劇”。
所謂的代際貧困，如果按中國人的白話解釋，就是“拼爹指數”越高，也就是指用來表明父母和子女收入關聯性的“代際收入彈性係數”(IGE)越高。如果該係數為0，說明兩代人的收入流動性大，個人收入多寡完全取決於子女自身；反之若為1，則代表個人收入水平完全由父母家庭背景所決定。
中國發布的“考試藍皮書：中國高考報告（2020）”曾提及，中國代際流動的彈性係數值約為0.34，代表代際收入流動性不強，社會存在一定的階層固化現象，而教育是提高代際流動性的最核心因素。
戶籍與領導人不流動具中國特色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社會不流動主要涉及兩個因素，一個是經濟停滯，一個是教育體制不公。經濟層面的不流動，使得工人階級沒有辦法向上創業成為企業家、資本家。教育不流動，則使貧窮人家的小孩沒有辦法向上流動進入大學就讀，進而晉升成為中產階級。
林宗弘補充說：“但是中國的社會流動還涉及到另外一個特殊的層面，就是戶籍不流動，就是農村人口不能夠進到大城市（設籍），導致他們在空間上城鄉區隔，不容易進到城市去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或者是進到城市裡的好學校。然後透過那些好學校的升學率高，得以進到好的大學，所以基本上就是這3條路徑的堵塞，導致（中國）社會不流動。”
林宗弘表示，中國社會不流動還有另一項具“中國特色”的因素，就是中國政治領導人的不流動，使得政治人物必須要順服習近平，這也導致中共整個政治體制變得越來越僵化。
中國隨著社會流動性下降，貧富差距也跟著升高。根據瑞士信貸集團“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中國的貧富差距因為新冠病毒疫情衝擊而變得擴大。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1%居民佔總財富的比例，從29.0%上升至30.6%。2019年中國人均財富中位數僅為平均數的35.8%，顯示財富分化程度顯著高於收入分化。
貧富差距的擴大也使得中國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悲觀。香港英文的南華早報11月14日引述西南財經大學調查顯示，預期明年經濟會好轉的比例由第2季的37.5%降至28%，而且有高達79%的年輕人明確表示沒有意願生小孩。
從廣東深圳大學畢業的範奇（化名），今年29歲，在深圳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工作。他告訴美國之音，他的月薪是一個月1萬2000人民幣，他跟太太兩人在外租屋，一房一廳的價格是2500元。他們現在還不敢生小孩，希望多存點錢後再考慮養育子女的問題。
他說，雖然身邊有不少人已經有房有車，但如果這樣就叫做中產階級，可能標準太低了，因為這群原本看似比較優越的群體，但現實上是他們要養4個老人（雙方父母）、孩子、還要扛房貸，生活頗為辛苦，並不寬裕。
依據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布的“全球社會流動性指數”，中國的社會流動在82個國家中排名第45，前10名多為歐洲國家，後10名多位在非洲地區。該報告還顯示，貧困家庭如果想要提升經濟到中等水平，在中國需要花上7代人的時間才能達到。
演變成階級衝突
分析人士說，如果貧富差距大，社會又不流動，會讓人們覺得世世代代都沒有翻身的機會，就可能演變成階級衝突。
近來有報導稱，習近平推動的諸多政策，包括農村脫貧攻堅戰、對科技巨頭的整頓、積極干預房地產市場和對補教業的整頓，似乎表明習在擔憂中國的貧富差距會越來越擴大，而這可能威脅到社會和政治的穩定。
但是，社會不流動這項改革動因，似乎陷入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境地。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雖然中國社會不流動加劇了貧富不均是事實，但習近平近來一連串的舉措，跟想要促進社會流動的做法恰好相反，主要還是在於穩固個人領導地位，甚至不惜讓社會不流動。
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說，實際觀察習近平所作所為就會發現，如果真的想要促進社會流動，首先就應鼓勵中小企業，讓更多的工人進場去創業變成資本家，但習的做法卻是相反，他打擊資本家階級，甚至連一般民眾的地攤經濟也同樣要打擊。這個結果只會讓中國經濟更蕭條，使得創業型的經濟流動變得更困難。
雖然中國推動經濟動能成長並非毫無作為，例如北京上個月才舉行“2021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週，然而，分析人士說，該項政策的目的是希望把人留在農村，鼓勵農村在地創業，不希望這些人口進入都市，一是為了減少排碳，跟資源限制分配有關，二是害怕農村人口進到城市裡面會集結起來抗爭。因此，中共透過政策把人盡量打散，不讓他們集結，利用網路監控或是社會信用制度，又或利用防疫的名義來鎮壓和監控人民，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這些人沒有辦法集體行動。
人流分散避免集結
林宗弘說：“把人流越分散，他（習近平）越容易控制，所以其實他這整個政策都是要阻止民眾威脅政權的這個思路為優先的，是以政治上無法流動為核心的一個設計，所以導致其他幾條路徑如果流動的話，短期內就會造成民眾湧入城市，或是造成群眾的聚集，會威脅到他的政權。”
一位因安全因素不願具名的中國學者持相同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改革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鄧小平主政時期到中共十八大之前。這個階段的經濟改革主要是為了廢除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系，打破城鄉壁壘，大力發展經濟，其目的是透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商品經濟甚或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以此讓中國融入世界市場並打開國門對外開放，促進中國社會的整體繁榮。因此中國大規模的貧富差距就從這一階段的改革過程中出現。
另一個階段是習近平主政之後。在習近平上台以後，中國的國門並沒有完全對世界關閉，中國對全球彼此的影響力都越來越大。此時，就中國主政者看來，威脅他政權延續的挑戰其實主要來自於國內。也就是先前的改革過程誕生了一大批民營企業家，民間資本依靠並藉助國家權力的合作，獲得經濟利益，這必然會導致社會不公，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公權力私有化的惡果，這也因此導致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停止。在一般民眾看來，政府成為為有錢人牟利的機器與工具，喪失了公信力。
這位學者說，因此，在習近平時代，透過反腐以及壓制民間資本，擴大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試圖在政府與民間資本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讓政府變成所謂公平正義的化身。但這樣做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政權的延續，在一定程度上，也緩和了民間社會對貪腐與貧富差距過大的情緒，這跟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其實並沒有太大關係。
他說：“因為類似馬雲這樣的科技巨頭，本來就是民間人士奮鬥致富的正面故事。這樣的整頓，更多的是為了確立國營經濟以及國家權力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力。”
不同層面看待中共改革
台灣“前哨預策”網站創辦人、專欄作家範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於中共近來一連串的監管舉措，認為各有不同目的。他分析，對螞蟻金服、滴滴出行的整頓，代表習近平到現在還沒有掌握中國的金融權力，權力依然在他政敵的手裡，也就是江澤民家族、曾慶紅家族、王岐山家族等等。所以習近平要透過金融整頓把這些權力搶回來，因此可以用政治鬥爭和金融的爭奪權來解釋。
至於對補教業痛下重手，則是因為一方面補教老師眾多，在私下開班的時候，中央無法掌握老師對學生灌輸了什麼思想，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非常欠缺青年工，每年又有近千萬的大學畢業生無法安置，且大學生又是“革命的種子”。因此為了控制大學畢業生數量，就從源頭做起，讓年輕人不必個個都去追求大學名校，而是要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初中、高中畢業就可以了，或者進職業學校，畢業後就可以去當工人，彌補青年勞力不足的問題。
政治轉型最有效
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說，雖然社會不流動的情況存在在很多國家，不論是民主國家還是極權國家都會有，但只要有翻身的機會，其實貧富差距不是太大的問題。他說，民主國家可以透過選舉，讓每個人都有參與政治的機會，統治者會輪替就是最直接的政治流動，也為社會流動開啟一扇大門。但中國各個層面的不流動，將會使得階層固化更為惡化。如果中國希望增加社會流動，雖然不排除專制政權也有可能採取開放戶籍制度等片面改革等方式存在，但都不如政治轉型來的迅速，社會階級的流動範圍也會來得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