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下令美國情報部門在三個月內發布報告，調查新冠病毒的源頭，其中包括病毒從中國實驗室外洩的可能性。 《華爾街日報》上個星期報導,美國情報界披露的武漢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員在武漢封城前罹患不明肺炎引發外界懷疑，此前18名全球知名科學家質疑世衛組織有關新冠病毒”極不可能“由實驗室洩露的結論，呼籲對新冠疫情源頭做進一步調查。
北京對實驗室洩露說做出憤怒的反應,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指責華盛頓進行“政治操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提議美軍開放德克里特堡實驗室，並提供2019年美國不明肺炎流行的詳細資料。
不過華盛頓重啟疫情源頭調查得到西方國家的眾多呼應，而北京挑戰美國自今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支持。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由於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進展緩慢，再加上世衛組織今年年初赴武漢的病毒溯源工作缺乏獨立性，很多科學家目前要求對病毒實驗室洩露的理論進行調查。
他說：“病毒溯源毫無進展。儘管今年2月，世衛組織派了專家到中國去考察，結論說是動物傳人非常可能，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可問題是這次調查顯然是被中方掌控，它的透明度、獨立性都備受質疑。問題是到了今天，連中間宿主的動物都沒找出來，連個'嫌疑犯'都沒有。當然就使人們對動物傳人這種說法表示很懷疑，然後考慮到實驗室洩漏說法可能有它的道理。再說最近以來，一些本來就認為實驗室洩漏的專家一直在很緊張地工作，提出了很多證據，在媒體上發表了很多文章，大大強化了實驗室洩漏這種說法的說服力。前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也講話，他說他相信極有可能是實驗室洩漏。世衛組織的譚德塞也說不能排除實驗室洩漏，需要進一步調查。美國的弗契醫生也改了口。尤其是最近這段時間，先後有三封公開信發表，就是有一些科學家、公共衛生專家，特別是公共政策的製定人員，都強調要對實驗室洩漏這種可能性展開進一步調查。尤其是第三封信，其中一個簽名者，美國北卡教堂山大學的巴里克教授，曾經長期和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合作進行功能增進研究。他原來也是反對實驗室洩漏這種說法的，可是這次他在要求對實驗室洩漏這個問題做調查這封公開信上簽了名，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
實驗室洩露說原本是特朗普政府熱炒的話題，人們往往把它與政客們的陰謀論聯繫在一起，所以學界和學者一般都小心翼翼地與之劃清界限。但現在不但原本對實驗室洩露說沒有表現出特殊興趣的民主黨政府改變了主意，部分病毒學家和科學家也發文支持實驗室洩露說的調查。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在中國的首次病毒溯源調查的過程草率，方法有很多令人生疑的地方，但世衛組織的有關報告為後續的調查埋下了伏筆。
他說：“我們去看世衛組織的第一次報告，裡面是留有伏筆的。就是這個調查不是一個終極性調查，還是要繼續的，而且繼續下面是有步驟的。這個步驟就是中國要繼續配合世衛組織在新冠源頭問題上要進行進一步合作，這是另外一個背景。同時美國的情報部門這些年來對這個問題，其實它們的看法本身也是有非常的不同。我相信拜登政府在情報部門對這個問題上看法的不同，也是導致他要求他們得出一個讓美方要有個比較可以統一的看法。所以這也是一個背景。但這個問題之所以現在出現，還有另外一些可能大家沒有太多關注的背景，就是世衛組織第一次在中國的調查報告本身是一個非常粗糙的，它的調查過程是非常草率的。我特別再仔細看了一下120頁的報告，包括193頁的附件，世衛組織專家小組在中國呆了28天，實際上只有8天它認為是叫做site visit，所謂的在當地實地調查，其它的20天是在室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8天本身是構成它做成結論的可能是最關鍵的一些調查，但是這些調查本身也充滿著一些研討會性質的（活動）。比如中方專家、美方專家出席以後進行討論，所有的資料都是根據中方提供的。所以這個調查本身的質量是非常引人懷疑的。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新冠病毒有這麼大的影響、危害，如果做為世界衛生最高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不能得出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調查，結論可能很難，因為隔的時間比較長了，但是調查過程必須要令人信服。我們從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角度來看，它這個調查過程，包括一些方法，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也是非常值得質疑的。”
北京對美國推動新冠病毒起源的進一步調查做出及其憤怒的反應，北京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表聲明，認為這完全是一起“政治操弄”。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尤其對拜登總統下令啟動情報系統的調查憤憤不平，認為這勢必參雜政治偏見，完全背離了科學精神，因而不可能得出科學結論。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美國啟動情報系統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正是因為北京方面拒絕國際社會再派專家進入中國進行病毒溯源的第二階段調查。
他說：“如果北京認為情報部門調查會摻雜政治偏見，違背科學精神，那你該敞開門，讓美國的專家進來調查，那不就行了嗎。既然你不准別人派專家來，那別人只好用情報部門，那有什麼可怪的呢？再說，情報部門的任務、情報部門的工作就是蒐集相關的信息，而對信息的分析和解讀，這還是要靠專家的。所以結論還要靠專家來做。所以不存在違背科學精神的問題，也就不存在調查公不公允的問題。”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也認為，讓情報部門介入調查自然不是首選，但現在中國把正常調查的選項劃掉了。
他說：“如果這些情報來源作為原始資料提供給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來判斷，這樣的操作本身還不能構成政治干預科學調查的結論，所以這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但這是被迫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