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31週年前夕，“人道中國”(Humanitarian China)舉辦在線紀念活動，緬懷屈死的靈魂，展示悲劇的真相，祈禱自由降臨中國。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台灣、香港、澳大利亞、歐洲等地的民主倡導者參加了線上聚會，共慰31年來的厚重，也分享對未來的期許。
八九親歷者、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為什麼要記住六·四？有很多原因，而且，恐怕把所有這些原因都加起來，也無法給出一個完整的答案。我於是寫下了十幾個理由……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舊17歲；他永遠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六·四讓我們看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沒有任何書籍、電影和博物館，能讓我們看得如此清楚……丁子霖還活著，83歲了。她走到哪裡，國保就跟到哪裡，為的是安全-- --不是她的安全，是國家的安全；一個有萬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個83歲老太太的傷害。”
“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6月4日，我的孩子王楠在天安門對面南長街南口，被軍隊開槍殺害。他受傷以後，老百姓要求送他去醫院，救護車已經開到，醫生也下了車，但是，戒嚴部隊就是不准大家走出南長街的門洞，救護車、大夫也不准出去，情況比兩國交戰還要嚴重。政府開槍殺害百姓，還不讓救助。我的孩子和其他受傷的人去世之後，被他們在天安門附近就地掩埋……王楠和另外兩個死難者，被埋在28中牆外面。過了幾天，學校開學，警察和戒嚴部隊又回頭把他們挖了出來……”
陳雲飛：“向天安門母親致敬，感謝他們尋找和傳播真相。我是學農的學生，從前沒有意識到中國的問題是製度問題，只有樸素的反腐想法。我熟悉劉曉波、李旺陽等六·四經歷者；我走訪了六·四遇難者家人，更是找到了數百個這樣的人，了解了他們的大致情況。他們有的年事已高、生活不易，但是，都在堅持為孩子們討要公道。我看到香港每年紀念六·四；目睹武漢肺炎的蔓延、香港23條、反送中和國安法等導致的民怨沸騰。這些都說明，我們當年的堅持是正確的。”
(陳雲飛當年是北京農大四川籍學生；2007年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2015年，為兩名四川籍六·四遇難者掃墓被判刑四年。 )
范寶琳：“對維權團體和政治異議的打壓仍在繼續，對爭取一國兩制的鎮壓在變本加厲，武漢肺炎的禍害，這些都證明，專制獨裁的毒瘤不除，民主憲政難以實現。幸運的是，年輕人正在覺醒。我們將一路同行。”
(范寶琳原是陝西銅川市國安局警察，同情六·四；1999年向海外提供絕密文件，證明中共當時阻止海外民運人士返回中國，被判刑18年。)
郝建：“去年，全球紀念六·四，但是，那不過是紀念自然歲月流失的一個整數。今天，我們才發現，2020年才是歷史的真正轉折點。當年天安門屠殺和今年武漢疫情大暴發一樣，是當今歷史的重大坐標……研究六·四和紀念六·四是我們不可逃避的歷史責任；不過，不需要政府給六·四平反，不應使用中共政治秩序和歷史敘事的詞語'平反'二字。”
(郝建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08憲章的首批簽名者，目前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他的堂弟郝致京六·四時被殺，時年30歲。)
吾爾開希：“每年的這個時候，心情都會重回當年的廣場……對於重大事件，人不會遺忘，只會假裝遺忘……我們當年的參與者在幾十年之後的今天，仍然維持著兄弟姐妹般的感情，就是因為那段歷史的沉澱不會消失……我至今仍然無法與父母和兄弟姐妹見面；甚至為了回國不惜向政府投案，但是仍然遭到拒絕。被迫流亡雖然不公正，但對我們而言也算求仁得仁；只是我們的父母不該被懲罰。所以，我只能用原始和野蠻來形容中國政府……這些年，對家人的思念和對死難者的負罪感一直折磨著我；從來沒有放棄回到中國的信念，而且因此也培養出了耐心；更重要的是，2020年讓我看到，大家的付出也許正在慢慢顯現出結果。這些付出包括武漢人民，包括成百萬被關進新疆集中營的維吾爾族人，上百位自焚的藏人，堅持抗爭的香港好男好女們，以及更多；這些現象擦亮了世界的眼睛，讓全球對人類文明面臨的直接威脅感同身受。現在，要求中國在國際監督下開放網際網絡是第一要務。”
作家、詩人廖亦武在活動上演唱了自己創作的一首悲歌：“月夜穿過叢林，想起我的愛人，長眠在寂靜的黃土，遠方傳來槍聲。當年熱血沸騰，肩挑祖國命運，如今空空的雙拳，歲月折斷了刀刃。月夜穿過回憶，想起我的愛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遠年輕。”
(廖亦武在六·四屠殺當晚，創作了長詩《大屠殺》；他還創作了大量關於天安門屠殺的相關作品。)
目前被趕出京城的“天安門母親”組織成員尤維潔，無法參加活動，由陶業代表宣讀聲明：“中國軍隊用真槍實彈對付平民，我看到長安街、天安門的死亡和鮮血。不僅如此，政府在鎮壓後還實施清算。作為中國人，我們到底是公民還是被宰割的羔羊？六·四讓我清醒。我要向政府討還公道。如今，60位難屬已經離開了人世，沒有看到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得到安息。但是，我有信心，這一天一定會到來。我們堅持三原則：真相、賠償和問責。我們要狀告李鵬，要追究最高決策者。”
(尤維潔的丈夫楊明湖死於六·四屠殺，時年42歲。)
陶業：“從六·四發生之後，我從事人道救援工作31年。六·四讓幼小的孩子失去父親，妻子失去丈夫，父母失去孩子。我此後一直致力於幫助六·四孤兒獲得同等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水平，讓他們完成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也幫助孤苦老人醫治心靈創傷，恢復生活勇氣；我還幫助建立了天安門母親網站。母親們是六·四屠殺巨大悲劇的直接承受體。天安門母親運動集民間群體維權運動，人道主義運動和公民抗爭運動特徵為一體，是中共極權統治下第一例堅持了三十多年的民間集體維權。她們將八九民運以人道主義的形式繼承下來；她們也是08憲章的第一批簽名者。天安門母親把親人的死亡真相公之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也感召了後人。”
(陶業八九民運時是全美學自聯成員，持久支持六·四受難者及家屬)
吳定富：“我們的兒子吳國鋒86年以全縣第一名成績考上人大。他六·四凌晨被槍殺，身體中了四顆子彈，肚臍下還被捅了一刺刀。他是我們的長子，是全家的希望。我們失去長子後，小兒子挑起家庭重擔，他不堪重負而患上尿毒症，不幸早逝；我們養大了孫女，她正在上大學。我們希望看到兒子被昭雪的一天。”
(吳定富，六·四死難學生吳國鋒的父親，處理兒子遺體時，堅持拍下了兒子死後的照片，得以傳播真相。)
馬紹芳：“作為六·四親歷者，有責任站出來說話；亡魂沒有安息，鎮壓者依然如故。如何面對悲慘的結局，就是要拒絕遺忘。控制社會方方面面、滲透到各個角落的極權制度，把人作為人口生產出來，是用他們要的方式，規範地進行人口生產的裝置。他們使用原子化的手段，把所有人割裂為單獨的個體，任何可能形成社會群體的社會元素，都會被鎮壓，所以，民間組織、709律師都是他們害怕的、要格殺的。所以，我們要反原子化，要認識到，這個制度迫使我們成為反對我們自身自由的'人口'。”
李卓人：“人民不會忘記八九六·四，但是，最不會忘記的是共產黨。國保一直跟踪天安門母親，他們害怕人們不忘記。我們重新開放了六·四博物館，比較八九民運與香港抗爭，感覺八九年和今年是兩代年輕人，但他們都期盼改變，都要民主。八九六·四遭遇屠城，而香港這一年中不斷被黑警肆虐，九千人被抓，一千人被控。鎮壓是中共的一貫手法，沒有改變。今年，政府已經不再讓我們使用維園來紀念六·四。但是，香港不能後退，因為我們無處可退。世界也已經看到，中共的本質就是鬥爭和暴政。”
(李卓人曾任香港支聯會主席，六·四期間攜帶港人捐款進入北京，遭到逮捕。)
董盛坤：“我八九六·四前是普通北京市民，印刷廠工人。親歷大學生為改善中國環境而走上街頭，看到數百萬群眾上街聲援學生，而中共政權為統治利益而殘暴鎮壓。許多人慘死在槍口下，目睹六部口慘案，震撼和刺痛了我。我於是參加抗暴。6月10日被捕入獄。經過17年勞役之後雖然家破人亡，但是，在2006年9月5日那天，我還是昂首挺胸走出監獄大門。六·四被很多人淡忘，但是我不能忘記那沉重的記憶。31年是歷史長河的一瞬間，但卻是我們生命的一長段。我們要齊心協力把握時機，爭取早日實現我們的民主自由之夢。”
(董盛坤，八九六·四支持學生的工人代表，上街阻攔戒嚴部隊，被判死緩，坐牢17年，受盡酷刑。)
吳仁華：“六·四那天清晨，跟學生到西長安街六部口，目睹三輛天津警備區坦克師的坦克，從背後追軋學生隊伍，11名學生當場死亡，很多學生受傷。其中五具遺體被送到我任教的政法大學，被擺放在教學樓的一排課桌上。我跪在課桌前痛哭，心裡默念'永不遺忘，永不遺忘'。個人與強權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吳仁華，六·四研究者，八九六·四時是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目前在台灣東吳大學和中正大學，開設“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課程；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天安門事件逐日記錄》。)
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六·四凸顯中國政府對和平、自由和法制根深蒂固的敵意；強推香港國安法的立場，顯示中共對國內和國際法的鄙視；不願意與國際合作，調查新冠病毒的根源，凸顯中共對中國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的冷漠；對良心犯的處理，反映其駭人聽聞的殘酷。而人權和公正是所有天安門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應得的。”
(索菲・理查森現任人權觀察組織中國部主任。)
香港支聯會鄒幸彤律師：“中共無論對六·四還是對香港的打壓方式都是一脈相承的，高度相似的。打個比方，就是用對付'病毒'的手段對付反對意見，也就是所謂的反動派。民主在他們眼裡就是病毒，所以使用的是隔離和消滅的手法。抓捕異議，隔離他們，直到消滅他們。把所有人都顏色化、孤立化，製造族群之間的矛盾，這是他們擅長的。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人們過去的行動都將成為不合法，將導致人們不敢聚集、不敢參與對政府不利的活動。”
江林：“我是原《解放軍報》報導中央軍委和重大突發事件的記者。軍隊6·3晚上開槍以後，我和總參軍訓部戰役訓練局局長張勝，就是張愛萍的兒子，他太太和孩子，騎車經西直門致木樨地，回天安門，目睹北京市民抗暴和軍隊屠殺市民。我們在午門遭到全副武裝武警的堵截，四人都被打傷，被一萬伏的警棍打得皮開肉綻。當時，如果我們其中一個人說出身份，都不會挨打，但是，我們誰也沒說……我們為軍隊屠殺而憤怒，為自己是他們的一員而恥辱……”
參加本次線上悼念六·四31週年活動的，還有海外華人教會關注社會公義的最強聲音洪予健牧師；新澤西Kent Place高中的學生Emma Chan；天安門八九民運領袖之一王丹，以及旅美雕塑家，洛杉磯自由雕塑公園創辦人陳維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