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颱風“杜蘇芮”環流在北京周邊造成大洪災,尤其重創河北省涿州，不僅水淹四層樓高，更導致撤離不及的數十萬居民受困傷亡，民怨沖天。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告訴美國之音，中國與河爭地，改窄河道，又設置分洪設施，讓涿州為北京和雄安新區擋洪，卻未為涿州規劃防洪應變措施，這場洪災的元兇是人禍多於天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治理也再添敗筆。
颱風肆虐下，部分京津冀地區在短短四日內突發特大雷雨，一度水淹河北省共94個縣、826個鄉鎮，造成至少20人死亡、27人失踪，受災戶民怨沸騰，至今未歇。
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自然地理條件來看，北京的水確實不會流到涿州，但人為水利設施會將災難導引到涿州，讓涿州承受著四重的洪災壓力。
王維洛:涿州為北京和雄安新區擋洪
他說，這次北京降雨集中在房山和門頭溝兩區，分屬海河流域的拒馬河和永定河水系。其中，西南邊房山區的洪水經拒馬河流入涿州，是涿州繼當地第一重降雨外的第二重天然洪災壓力。
但他說，涿州還有第三重壓力，即西北邊門頭溝通過永定河流出的洪水，經位於北京老盧溝橋的人造分洪樞紐，再流入涿州，換言之，透過水利設計，涿州就負有為北京擋洪的功效。
王維洛說，永定河是周邊流域最大的河流，上游建有官廳水庫，可容納41億立方米，夠北京用上兩年，加上其他水庫，充分為北京供水防洪。不過，水庫於70-80年代有水污染和乾涸問題，於是中共調來黃河的水，且為了保水，在水庫底層鋪上塑料、也以石頭和水泥堆砌河岸，導致排水困難，再加上，河道收窄，以便周邊土地可以改建住房和商業街，種種作法都不利防洪。
至於涿州的第四重壓力來自雄安。涿州下方有個新蓋房分洪設施，可以將洪水分別引向雄安新區和東店蓄洪區，但王維洛研判，當地官員為了保北京、天津和“雄安這個新祖宗”，恐利用涿州的壩堤，將水量擋住，以確保洪水只會流向東店，不至淹沒雄安。
中國利用水利設施改變洪水流向
王維洛說: “海河流域的河流，上游是經過水庫控制的，中間河道都是經過人為改造的，而且他們要流到哪裡去，也都是受到分洪工程控制的，所以共產黨要這個洪水往哪裡走，它真的就往哪裡走。”
王維洛說，涿州為北京和雄安新區擋洪，但中共卻不曾為涿州闢劃抗洪演練，這是習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他說，涿州抗洪有太多該檢討之處。例如，以前各區都會組織老百姓在汛期巡邏堤防，因為一個小洞不補，堤防就會被水沖破，但現在各區還設有這種組織嗎?
又例如，習近平上台後，把抗洪經驗豐富的武警水電總隊撤掉，改學蘇聯，設應急部，集結消防員和煤礦救援隊員，但這群人救火還可以，不懂防洪，再加上，整個公務員體係因無故被苛扣薪資，不積極任事。
另外，涿州缺少抗洪經驗，人員撤離也非常失序，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水從哪裡來？可以撤到哪些高地？但這不是老百姓的問題，而是主政者的責任。
王維洛說，習近平防洪的最大敗筆是不會用人，中國水利部部長李國英、河北省長和省委書記在水患初期都沒冒出頭過，也未展現出領導力。就連習近平8月1日發布的抗洪命令也是充滿官僚形式主義。
王維洛說：“他這個抗洪指令是空的，這種指令都是空對空的，沒有措施的。還有，抗洪指令最關鍵的(是)什麼？你要有錢的，你得帶著錢下來的，你沒有錢的話，那也不能調度。”
涿州地方官員神隱惹議
涿州水患肆虐超過1週，涿州市委書記蔡煒華、市長李獻峰等一、二把手也形同“神隱”，未露面視察災情，也沒有指揮救災，再惹民怨。
據《南方周末》基金總幹事鄭碩透過微信具名指控，他在收到當地“5,000人沒飯吃”的求助後，曾募集物資要送往涿州，但遭某鎮委書記等人拒絕。他抱怨稱:“從市委副書記到所謂副指揮長、鎮書記,每一個主官湊的齊‘一撇一捺’,說你們是畜生都高抬你們。”
鄭碩控訴貼文經網絡熱傳，涿州市政府雖未正面回應，但8月7日透過微博發布13秒短視頻，反駁“5,000人沒飯吃”的假消息，並要求“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
針對災民的心聲，位於河北保定、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蔡先生告訴美國之音，華北地區近年旱情嚴重，一般人沒有抗洪的準備。此次暴雨確實難防，但就政府治理而言，不論是平時的土壤防護、洩洪前的下游撤離動線，都沒有完整規劃。他說:“政府也是跟著感覺走，沒有預案，水來了就放，誰倒楣淹誰。”他尤其不滿官員隱瞞人員和財產傷亡的真相，他甚至預期，災後補償只是走過場，“這就是中國官場的常態”。
習近平“無人可卸責” 用人失察損威信
雖民怨叢生，但位於台北的政大國關中心主任寇健文以電郵告訴美國之音，中共易控制輿論，但省級地方領導都由習近平任命，地方救災成效好壞將波及到習近平的短期威信，尤其他才剛歷經前外長秦剛撤換及火箭軍易帥爭議。
寇健文說:“由於無人可卸責,習近平得自己承擔用人失察的問題”。
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則認為，中共災難治理的問題在於“應作為而不作為，應防範而沒有防範”。他說，官方剛才出版習近平治水論述，也早就推出“十四五應急規劃”，但各種規劃、報告都是“華而不實的表面文章”，未能落到實處。中共偏重形象工程，堪稱“基建魔人”，但在涉及百姓生命財產之保護上，就淪為“基建侏儒”。
宋國誠也認為，此次“人禍高於天災”，因為水災發生時，地方官重“表忠”，高於預警撤離、規劃疏散等抗洪工作，因此說出“做好北京護城河”這種官話。而公安、解放軍也都重維穩，高於救災，凸顯執政者“人有階級高低之別”的心態，或“保北京犧牲升斗小民”的偏頗，甚至選擇去北戴河度假、而不去災區視察的傲慢。宋國誠說：“一個天災是不是會動搖習近平的統治，這可能還是離得太遠的問題。但從小小的民怨、激發成為社會的民變，乃至於造成更大範圍社會的反抗、鬥爭。如果積壓太多民怨，當然最終會影響到習近平的政權。”
面對涿州水患，河北省委書記倪岳峰8月初視察時，曾發出河北要當好北京“護城河”的說法，引發災民眾怒。對此，位於台北的台大水工所主任遊景雲認為，從國土規劃的立場“不能說不對”，但前提是要做好人員的撤離、群眾溝通，或利用農田區域蓄洪洩洪，並搭配賠償機制，而非像中共這麼粗糙地“劃下去就執行”。
游景雲告訴美國之音:“以目的來講,它(中國)是保天津、雄安特區，保一些經濟發展區域。涿州真的超過設定的範圍,或者說，永定河上游幾個區域也不是主要重點區域。所以,它的防洪(宣傳)操作看似蠻成功的,可是也聽到他們國內有些檢討的聲音。”
操作“護城河” 須做好撤離應對
游景雲說,防洪減災除靠硬體建設，也要執行非工程措施。例如，此次洪災顯示，部分城市缺乏洪水的即時流量監測、分析和預估。若有相關措施或設置區域級別的應變中心，將有助於封閉橋樑、撤離人群等預警作為。
他還說，救災資源整合和命令執行都得依據民情調整，但中國專制政治存在“硬傷”,民意難上達，也難撼動政策。
針對災後檢討，位於北京的中國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發展系副教授孔鋒透過電郵告訴美國之音，此次水患有三大啟示:一，中國的跨區域應急機制仍受行政區劃約束。二，當局忽視特殊地段防洪能力的提升。三，中國需構建巨災避難體系。
他說,此次跨區的應急機制仍存在諸多短板,尤其部分防洪設施,如水庫、湖泊、濕地等,面對行政約束，無法實現科學使用。他呼籲,防汛絕非僅限排水工作，應另協同水務、氣象、公安、城管、消防、住建等部門作業。
他還說,中國缺乏“超常規的、跨區域的巨災應對機制”，應按最可能發生的重大突發事件或巨災等級，將全市的避難場所統一規劃，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築,規劃時就應注重避難設計和質量，並加強日常維修。
北京一年的雨、一天下完
對於這場洪災，也有水利專家認為主要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位於台北的水利專家黃宏斌認為，此次北京周邊的暴雨極端值達700毫米，遠高於年均雨量600毫米，等於“一年的雨、一天下完”，且當時滿潮，下游水位高,排水不易。這種的極端氣候引發的暴雨,全球任何都市都難以承受。因此，他認為，重創涿州的元兇應是暴雨和地形，而非北京洩洪。
黃宏斌告訴美國之音:“涿州有三條河，很多山谷的水都會下來。北京跟涿州是(相距)三、四十公里，所以，那邊(北京)的水根本不可能移到涿州來，是涿州西北側的山下大雨，整個流下來。”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黃麗玲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