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身翻牆，一個全世界恐怕只有少數國家的國民才能引發共鳴的詞彙。
中國有全世界最密不透風的“防火長城”，使用翻牆軟件繞過互聯網審查叫“精神翻牆”，離開中國便是身心都在他國的“肉身翻牆”。
把一家人連根拔起，移居陌生的異鄉絕非易事，但在一些中國人看來，卻也是不得不邁出的一步。
為了安全，也為了逃避可怕的洗腦
1月13日踏上美國土地的那一刻，邱孝斌覺得他和家人終於踏實了，不用再活得提心吊膽了。
邱孝斌，1983年生人，是一名來自湖南瀏陽的個體商戶。2019年，他學會了用VPN上網。活了30多年，他第一次有機會看到“防火長城”外面的世界，也第一聽說了董瑤瓊這個名字。
2018年7月4日，上海街頭，時年28歲的湖南株洲女子董瑤瓊向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畫像潑灑黑色墨汁，喊出“反對習近平獨裁”。在與外界失聯數日後，她被送進株洲市三醫院精神科。
邱孝斌聽說“潑墨女孩事件”時，董瑤瓊已經在醫院住了一年多，受到當局全天候監控。
“我覺得太不人道了，所以去年10月份我就去聲援她，”邱孝斌對美國之音說。
他和朋友驅車一個半小時來到株洲市三醫院，在門口舉著自製的標語牌，上書：言論自由無罪，立即釋放董瑤瓊，拒絕被精神病。僅十幾分鐘的工夫，他就被帶上警車，送到派出所。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將他拘押10天。
那次事件後，邱孝斌又聽說，同樣來自湖南的80後維權人士，曾舉牌要求習近平、李克強下台的王美餘一個多前在衡陽看守所裡離奇死亡。
“我被關了十天以後，驚出一身冷汗，居然有人因為表達自己的觀點就被整死了，” 他說，
他覺得後怕：“我沒辦法保證，下次我還不會進去，上次是尋釁滋事，沒準下次我就顛覆國家政權了。這種後果是我，包括我的家庭沒辦法承受的。”
邱孝斌的妻子是長沙一家律所的合夥人，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踩到政治紅線，對於各種社會不公只能無可奈何。
幾天前，長沙律師協會還在微信群裡發了通知：“禁止律師鼓勵當事人進行行政訴訟；禁止讓當事人公開政府信息；不得鼓動當事人向政府追究責任”。
“就連律師最基本的職業操守都不讓你有，有的話，你就不要混了，飯碗就給你砸了，” 邱孝斌對美國之音說，“她不敢接（敏感案子），只能選擇肉身翻牆。”
讓這家人鐵下心肉身翻牆的另一個原因，是無法忍受中國對下一代的洗腦。邱孝斌有三個女兒，兩個在讀小學。
他清楚地記得，去年“國殤日”，也就是中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設立的國家公祭日，學校接連幾天都在大搞仇日活動。
一天，大女兒帶同學回家玩。那個同學說：“日本人壞死了，我將來長大以後要把日本人殺光。”
這樣的話從一個四年級的小女孩口中說出，邱孝斌想，“哇，這也太恐怖了吧”。
去年夏天，香港暴發“反送中”抗爭後，女兒班上的老師對孩子們講，“那些香港人是暴徒”；美中貿易戰升級時，老師又說，“美國人也壞死了”。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永遠不知道反思，永遠只知道仇恨？” 邱孝斌問他大女兒，也問他自己。
來到美國後，他眼看著中國的輿論導向越來越激進。他的微信被封了三次，和“牆內”人的隔閡也越來越深。彼此都覺得對方被洗了腦，親戚朋友間常常一言不合“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我覺得我們出來這個決定真是太正確了，” 邱孝斌說。
為了光明， 也為了逃避不斷的劫難
程萬里一家也是1月抵達美國的。讓這位35歲的中國南方城市外企前區域市場主管下定決心肉身翻牆的原因也是孩子。
2019年上半年的一天，他5歲的女兒從私立幼兒園回來，很開心地給他唱一些紅歌，還畫起了天安門和習近平的像。
“我當時非常吃驚，我花那麼多錢，一個月3000多塊錢，在珠海算是很多錢了，小孩子就受這樣的教育。我非常痛苦，”程萬里說。
程萬里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出生在江西永興縣，那是中共秋收暴動失敗後對部隊進行整編，確立“黨指揮槍”的地方。
“我們那個地方非常窮，搞革命的地方都是很窮、很落後的，” 他對美國之音說。
在那個窮鄉僻壤的小村子裡，程萬里的爺爺算是過得好的， 結果就在上世紀50年代中共劃分成分時成了“地主”，也就是“地富反壞右”中的一員。作為地主的“狗崽子”，父親那輩失去了讀書的權利。
1985年程萬里出生時，中國雖然已經告別了劃分成分的年代，一家人卻只能過著非常清貧的日子。在他童年僅有的幾張照片中，他和弟弟赤腳站在家門口的黃土地上，目光憂鬱地望著鏡頭。
讀書成了改變命運的唯一方法。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程萬里一步步艱苦走過，直到2009年進入珠海一家德資化工企業做技術員。
“那個時候，我們那個公司的網絡直接連的外線，我可以自由地上谷歌，如獲至寶，” 程萬里說。
他如飢似渴地查找“土改”、“文化大革命”等中共政治運動的歷史。他想知道父輩們走過了怎樣的從前。
“其實我們回顧起來看，從我祖父開始到我父親，我們每一輩都生活在得像在坐過山車。”程萬里對美國之音說。“保不定什麼時候，哪一次運動也好，哪一次事故也好，你就會掉在裡面，那你就跟入地獄什麼差別。”
從SARS、三鹿奶粉案、毒疫苗……程萬里說，中國的老百姓因為缺乏知情權，遭受的磨難不勝枚舉。現在肆虐全球的冠狀病毒疫情更讓全世界的百姓也成為受害者。
“沒有新聞自由的社會就完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就像中國和朝鮮一樣，”他說。“我不希望我的小孩也像我和我的父輩一樣，生活在那樣完全黑暗的社會裡，沒有辦法掌握自己的未來。”
他很慶幸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讓他有機會接觸開放的互聯網，不然自己“很可能也就渾渾噩噩了”。後來儘管換了工作，不再有這樣的條件，他說，“但這一切已經阻擋不了我去翻牆，持續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了”。
程萬里認為，自己在中國絕對算個異類。“我身邊1000個人中，有一個人跟我想法一樣就不錯了”，絕大多數的人還是歲月靜好。
他曾經向一位同事傳授如何“翻牆”。一個星期後，他問對方感受如何。那個同事說：“不敢翻了，不敢翻了，這個太恐怖了。”
“他真的就不敢翻了，自己給自己建堵牆，”程萬里說。“我對整個中國社會非常失望”，“我覺得沒得救的。”
必須得走！ “我們不能再死在他們手裡”
76歲的“老北京”文彥清去年11月來到美國後，人生中第一次沒了壓抑感。
“壓抑感是最讓人痛心的事兒，”她說。
假如有人要研究中共建政後一個普通家庭的家族史，文彥清一家是個難得的樣本。
她的公公金世中是國民黨空軍元老級的將領。國共內戰後國民黨退至台灣，因為一些家庭變故，金世中留在了北京。1950年共產黨曾希望他出山幫助組建空軍，金世中拒絕了。一家人的厄運從此開始。
1951年金世中被迫害致死；1957年全家被趕出了老宅——鼓樓附近一個佔地兩畝的四合院；“文革”期間，文彥清後來的丈夫被紅文兵打得奄奄一息；丈夫的胞弟懸樑自盡；她本人因為是滿族正黃旗，也遭受迫害，被迫剃了“陰陽頭”；1980年中國一胎化政策剛開始施行時，她被拉到醫院強制墮胎；1989年她在北京街頭親眼目睹解放軍屠殺平民，自己也險些中彈。
“這叫什麼世道啊？” 文彥清哭著說。“老百姓辛辛苦苦種地也好，工作也好，養著他們，就這麼對待中國的老百姓啊。而且不容你說啊。人家哪個國家都讓說話，就它這兒不行。”
用文彥清的兒子、41歲的前餐館老闆金鵬的話說，從“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到計劃生育、89“六四”……“中共所有的惡、所有的壞，我們家全趕上了。”
從小，金鵬的父親金承義就對他說，像我們這樣的家庭背景，只有離開中國才會安全。這位清華大學的老畢業生從1957年起開始與當局抗爭，要求歸還強佔的家產，寫了無數申訴信，直至2011年去世也沒有結果。
“因為我們的立場跟他們不一樣，從小我就有這種跟共產黨敵對的感覺，” 金鵬對美國之音說。“我覺得共產黨指不定哪天又要開始'文革'，沒準哪一天它又要封閉，重新開始折騰，又要開始大肆迫害這些人。”
走，必須得走！金鵬說：“在共產黨治下，弄死個人比碾死只螞蟻都容易……我們家人被他們折磨死了，我們已經有前車之鑑了，我們不能再死在他們手裡。”
201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金鵬聽說了一條可以快速移民希臘的途徑：25萬歐元購買房產，就可獲得全家永久居民身份。2019年1月，他帶著母親登陸希臘。但他很快發現，希臘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那裡並非久留之地。
“它（希臘）就是中共的一個小弟弟，” 金鵬說。“中共給希臘輸的血很多。我們怕他們直接把我們遣返。”
去年11月9日，金鵬和母親以旅遊簽證來到美國，他們希望在這裡申請政治庇護。
文彥清說，來到美國，她覺得到家了。活到這把年紀，她頭一次覺得無憂無慮，敢說話了。
“我雖然年紀都蠟頭兒了，76歲了，我還需要享受什麼叫自由，什麼叫有人權，什麼叫民主，”她哽咽著說。“我死了，我不冤吶。”
尾聲
3月的一天，邱孝斌在洛杉磯的家中攤開紙來，寫下這樣幾行字，並署上自己的名字：
不能不明白
接力“發哨人”
我鄭重說出我的訴求：
廢除言論管制
避免國難重來
他的二女兒在旁邊看到，一把抱住他，央求說：“爸爸，你不要寫這個。你寫這個乾嘛。”
這件事讓邱孝斌觸動很大：一個二年級的小學生，不懂什麼是政治，卻知道這件事可能會威脅父親的安全，而那時他們全家已經來到美國。
邱孝斌希望，他的出走能讓下一代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