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講中國的故事：中共塑造全球敘事的運動》白皮書，揭示中共在“與世界接軌”的同時，如何通過公開活動和地下操作，以現代信息運作為手段，給國際社會“洗腦”，以改變全球對其獨裁的觀感。
“中共桌上桌下兩手宣傳”
該白皮書由斯坦福互聯網瞭望台與胡佛研究所共同推出。作者包括斯坦福互聯網瞭望台的技術研究經理蕊內·迪苔斯塔（Renee DiTesta），以及《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前社長潘文(John Pomfret)等五人。
白皮書談到，最近這些年，由中國政府資助的這類宣傳影響活動，雖然主攻社交媒體，但展示了從傳統媒體到社交媒體的全面運作能力。
白皮書說：“中國共產黨依靠廣泛的宣傳機器，來擴大其在國內的權力壟斷，以及對全球領導地位的索求，這種影響力跨越印刷媒體和廣播媒體，而且採納利用了近一個世紀的信息操作經驗。”
白皮書還說，中共的公開宣傳機器是強勢的，對內和對外雙管齊下，而它的兩個支柱是中宣部和統戰部，後者協調和管理黨外的影響力團體。
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中國現代史學家(Glenn Tiffer)說，“中共、俄羅斯和伊朗這類有能力通過媒體進行全面信息攻勢的國家，通常把對社交媒體的運作與傳統媒體交織在一起。 ”
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前客座研究員韓連潮博士對美國之音說，國際社會現在才恍然大悟，終於把中共宣傳手法的拼圖拼了出來。他說：“從前，西方人不太清楚中共的意圖。近年來，中共加緊在全球的擴張同時加劇對國內的鎮壓，加上其人質外交和戰狼外交，美國等西方國家才終於看到了中共作為其敵手的本質。”
白皮書的研究顯示，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國環球電視網、人民日報、環球時報、中國日報和中國網，多數都在社交媒體推特、臉書、“油管”和instagram上開有公開賬戶，而且圈粉數從最少的數万到最多的超過上億。而這些社交媒體網站對中國國內大眾都是被屏蔽的。總之，在桌面上，中共的宣傳是重申中共觀點，並且不惜花費重金把這些觀點推向國際觀眾；在桌面下，大量領薪水軍則通過視頻和評論等，為中共的觀點充當啦啦隊。兩者一唱一和，在自由的媒體環境中蠱惑國際。
“國際洗腦”經驗豐富，改造輿論劇本成熟
該白皮書稱，中共早已把“黑白”兩道的宣傳技能煉得爐火純青，能夠通過外國代理人得心應手地改造國際輿論場的“風水”。
著名的一幕發生在1952年的韓戰時期。中共稱，中國和朝鮮部分地區爆發鼠疫、炭疽熱、霍亂和腦炎，是因為美國人發動了細菌戰。於是，中共與社會主義陣營在國際上進行輿論造勢。他們公佈戰犯的“坦白”，引用到中國參觀所謂戰爭罪行展覽的外國人的話，並在布拉格建立了行動基地，發展了一批西方左派人士和反戰人士，這些人在西方起到了放大中共聲音的作用。
雖然美國斷然否認中共的指控，但許多外國人仍然相信中共的說法。當時在中國的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 John Powell )就說，“美國的殘暴比德國希特勒和日本昭和天皇都有過之而無不及……讓全世界震驚和恐懼。”
後來被戲稱為“紅色主教”的英格蘭教會坎特伯雷主教休萊特·約翰遜( Hewlett Johnson )對此也深信不疑，並要求大主教和全體英國人相信中共；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讓·弗雷德里克·朱利奧特-居里( 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 )、劍橋大學的生化學家約瑟夫·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都是支持中共說法的一票人。
通中文的李約瑟後來與另外六名同樣來自西方國家的左傾科學家受前蘇聯邀請前往中國。在未經任何科學調查的情況下，李約瑟拒絕相信中共的說法可能是假的，並出具了最終報告。與此同時，中共不同意讓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國際紅十字會前往調查核實，聲稱這兩個組織都對中共有偏見。
白皮書說，事實上，毛曾經把統戰部比喻為讓他奪取政權的三大“神器”之一，與解放軍和中共黨並駕齊驅。
國內控制視聽，海外扯開嗓門
《華盛頓郵報》前北京分社社長潘文說，在1990年代末期，中國傳統媒體經歷了“黃金時代”。它們敢於刊載一些揭露真相的文章，比方說關於艾滋病，關於警察暴力，關於腐敗，等等。
潘文說，這一黃金時期到2000年代便結束了。中共開始加強對媒體的控制，替換了許多媒體編輯和負責人，用中共自己的話說就是對媒體進行“和諧”，並讓媒體轉向謀求中共的利益和體現中共的思想意識。習近平上台後，開始把媒體完全改變為服務黨的工具。2012年，《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社分別報導中共領導人溫家寶和習近平家族海外財富故事之後，國內媒體開始進入完全的黑暗期。習近平直接推動媒體為黨服務，要“說好中國故事”。
潘文指出，在國內控制媒體的同時，中共耗費數十億美元在海外為黨媒打造全套基礎設施。目前，新華社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新聞通訊社，在美國有7個分社，凡是有中國使領館的城市都有新華社的分社，這顯示海外黨媒與中共之間的互相配合、共進共退關係。中國全球電視網遍布全球，其海外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人民日報》以高達25萬美元一期的價碼，夾入《華盛頓郵報》投遞給美國讀者。
潘文說，再來看海外的華文媒體。三十年前，這些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地的本土華文媒體各有觀點，但是，現在，中共經過直接或者間接投資，基本把這些媒體都“和諧”了，親共聲音已經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僑務部門有很多動作，包括像在美國辦媒體這樣的舉動，並且予以金援，還幫助培訓記者，讓這些媒體使用來自中國的新聞服務，給它們提供來自北京的新聞，包括給國際版提供來自北京的統一報導，等等。
關於這點，美國之音也明顯感受到海外華人的自由聲音受到威脅的現實。有定居美國本地多年的華裔專業人士曾對美國之音記者表示，“不敢”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
香港台灣新冠病毒，中共如法嫁禍
白皮書的作者之一，蕊內·迪苔斯塔（Renee DiTesta）說，在台灣2020年的總統選舉中，中共也是公開宣傳與秘密造假雙管齊下。傳統媒體宣傳中的許多內容可以追踪到大陸的捏造新聞，還有可疑的油管頻道，虛假的推特賬戶，等等。
迪苔斯塔說，公開的層面是，使用與北京口徑一致或者態度友好的言論為韓國瑜助陣；秘密的手段就是通過油管和推特等社交媒體的假賬號來混淆視聽。自稱受命中共從事間諜活動的王立強說，在台灣2018年地方選舉中，他奉命開設了20萬個社交媒體賬號來破壞選舉；他還稱，曾經通過香港的公司，為台灣一些媒體提供了15億元人民幣為韓國瑜助選。韓國瑜選上市長之後，便立即打算參加總統競選，因為，他是北京中意的台灣領導人。間諜插曲曝光後，台灣支持國民黨和親北京的媒體都保持與北京一致的口吻，抨擊王立強的說法。台灣同情北京的中國時報，甚至刊載與中國日報一份社論遣詞造句大同小異的文章。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 中國時報從大陸的對台辦公室接受社論指令。中國時報甚至說，中共對台辦公室證實，王立強的間諜故事是蔡英文及其民進黨的騙局。迪苔斯塔說，研究顯示，直接從中共媒體出來的新聞在台灣讀者中的傳播十分有限，但是，如果通過中國時報這樣的台灣媒體轉發，傳播可獲得幾十上百倍的增長。
該白皮書說，香港長達一年多的抗議中，中共同樣輕車熟路，通過運作海外社交媒體，製造了大量污化抗議者的假新聞。2019年8月，成堆的殭屍賬號和相關內容首次被包括臉書、推特和“油管”在內的科技公司發現，並得以追踪到中共源頭。
白皮書說，造謠惑眾作為一個慣用的宣傳計謀，被前蘇聯和中共屢試不爽。在1980年代初期，前蘇聯發起了“丹佛行動”。這是一次全球運動，要利用灰色宣傳網絡和有影響力的科學家，來散播艾滋病毒起源於美國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國政府實驗室的假消息。在數月至數年內，該陰謀論傳遍了目標國家。事實是，德特里克堡在1943年至1969年間實施過美國生物武器計劃，所以，有足夠的可信度來支撐這個故事。2020年3月，德特里克堡再次成為目標，這次涉及新冠病毒。它最初在中國武漢出現，並發展成為流行病。美國領導人斷言，這種疾病可能是從武漢市的一家病毒學研究機構洩漏出來的。中國媒體則說，是美國在德特里克堡設計了這種病毒並將其帶到了武漢。這次敘事之戰是通過官方媒體，油管視頻以及開設推特帳戶的知名政客展開的，消息在短短幾天內傳遍全球。
中共海外勢力龐大，有時一人能頂一個中宣部
曾經在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擔任過一年訪問學者的夏業良對美國之音說：“胡佛研究所這樣的機構，中共也是有固定合作的，每年資助資金給胡佛，固定輸送數名中方官員前來，包括外交部兩三人，中聯部至少三人，商務部也有人。這些人以訪問學者名義前來，但是並沒有做研究，胡佛重要演講和學術交流活動時，很少能見到他們的身影。但是，他們平時確實在那一帶活動，與來自其他地方的學者等接觸。他們的使命到底是什麼？不得而知。”
夏業良說，西方國家的中國通，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還有很多大學的東亞研究所，東亞研究中心的地方，研究者左派、同情共產主義者居多。哈佛大學的費正清當年就是同情和支持者之一，直到臨死時的六四屠殺之後，才醒悟過來改變了觀點。他們都扮演了擁抱熊貓的親共角色。不能從道德上譴責他們，因為他們當時有一種理想，希望通過接觸改變中共的思路。包括基辛格開始都是這麼想的。時間一長變成了到底是誰同化誰的問題。
夏業良指出，包括福山教授，接受的最大一筆研究經費都是來自中共，不過是公開的，由名為李世默(Eric Li)的海外商人提供。李世默號稱風投資本家，實際上，如他自己所言，“無需工作便有財富滾滾而來”。他86年自費留學伯克利加州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後來獲得斯坦福大學企業管理碩士，跟胡錦濤的女婿茅道臨是同學。是他創辦了包括觀察者網在內的數個左派論壇網站，也是他花錢把張維為送進復旦，並資助復旦春秋研究院；他同樣花錢替中共做大外宣，得到習近平讚賞。他是紐約時報、南華早報、環球時報等許多報刊的撰稿人。
夏業良說：“李世默基本上認同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未來世界有更適合的有效性。他認為，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於普世價值的'敘事'......有時，他一個人起的作用，就能頂得上一個中宣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