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民主派工會職工盟4月26日宣佈取消舉辦五一遊行。申辦遊行的一名前職工盟骨幹成員當天一度失聯。外界相信，他是在非自願情況下撤回申請，估計港府採取的措施與中國大陸打壓集會自由的手段十分相似。
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及幹事杜振豪早前以個人名義向香港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在“五一“勞動節遊行。杜振豪4月26日向美國之音透露，黃迺元當天上午一度失聯，大約四個小時後才恢復人身自由，沒有被拘捕。
杜振豪說：“等了很久。律師也找不到人。到了上午11點半才接到黃迺元的電話。他表明，基於港版國安法第63條（涉及保密責任的條款）的關係，自己什麼都不可以說。他只說，自己已經簽字取消遊行（申請）。我也有問他，你簽字的時候寫上什麼理由呢？他說，沒有寫上任何理由。他的情緒很波動，語調也很壓抑。我個人猜想，應該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也未必是自由的決定。”
前職工盟主席失聯數小時情緒崩潰
黃迺元沒有說明自己是否被警方人員約見。杜振豪說，自己一直對遊行獲得港府批准期望不大，本以為警方會直接否決申請，最終以這樣的方式處理，使人措手不及。
杜振豪說：“現在的情況是相當差的。黃迺元似乎有些遭遇，卻不能對外透露。這是十分壓抑的。很明顯，港府對於遊行集會的包容低了很多。其實一個國際城市必然有很多遊行示威。以法國為例，當地經常有暴動，難道法國政府會因此而禁止所有遊行示威，或者設置嚴苛的遊行條件嗎？ 我希望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港府能有法國那樣的胸襟。”
香港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黃迺元對自己的經歷三緘其口，但外界不難想像當時的情況。
許智峰說：“當中必定有國安人員的逼迫、威嚇，才導致（黃迺元）主動撤回（遊行申請）。可能國安人員曾向他表示，如果遊行期間出現任何影響公眾安全的活動，前職工盟成員作為申辦方就要負全責，甚至受到檢控，控以非法集會或者暴動。我想，如果我是黃迺元，我也會因為害怕而撤回申請。”
疫情後，港府對外宣稱香港已恢復常態。黃迺元曾對外表示，香港的五一遊行具有悠久歷史。關注勞工權益也是一種悠久的普世價值。舉辦五一遊行正好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呈現的多元繽紛景象。
分析：黃迺元恐遭威嚇非自願撤回申請
許智峰表示，也許港府口中的“復常”另有所指。
許智峰說：“用一種諷刺的說法，‘復常’指的是香港的新常態，也就是沒有表達訴求的自由，沒有任何批評或反對的聲音。未來香港不會有任何民主運動。工運涉及到很多工人和民眾。中共就是擔心聚眾。現在傳統工運都被禁止，更不用說其他。”
前香港本土政黨“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大陸的國安經常會在敏感時期傳喚異議人士，名為約談，實際上是恐嚇。從黃迺元事後情緒崩潰看來，不排除香港警方仿效這種模式的可能。
鄭家朗猜測，港府之所以不直接否決民主派的五一遊行申請是由於找不到合適理由。
鄭家朗說：“過往（親北京工會）工聯會或者其他組織也有申辦勞動節遊行的經驗，只是這次申辦遊行的是（前）職工盟成員。港府覺得沒有理據拒絕遊行申請，所以它必須以其他方式來反對申請，向國際社會表示，它並沒有打壓遊行權利，只是主辦方主動撤銷。這是中國當局或國安經常採取的手法。”
夏寶龍：香港看似平靜 實則暗流湧動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本月在香港考察時提到，遊行並非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法。當時外界分析，這反映了北京並不想看到香港上演遊行。鄭家朗卻注意到，夏寶龍同時提到，現在香港社會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
鄭家朗說；“這說法也是真的。因為香港的抗爭其實也是因為（港版）國安法才靜下來的。港人心中其實有很多怒火或不滿，就算那些遊行不是關於民主自由的訴求，只是和勞工權益等民生議題有關，港府也必須從一開始就阻止，以免它變成一個政治訴求的遊行。”
鄭家朗說，在《港版國安法》下，遊行有可能成為親北京陣營才享有的特權。
鄭家朗說：“未來香港當然會繼續出現遊行, 但是可能只有親北京或親政府的人物才能成功申請遊行。因為它（港府）害怕民主派或其他人士藉一些民生相關議題的遊行來表達政治訴求。我們可能在未來的遊行會看見一些荒謬情景，譬如參與者要掛牌（作為識別）或者在遊行之前先要報名等等。”
香港警方4月26日確認，當天接獲五一遊行申請人通知，取消申請在港島區舉行公眾活動。若公眾五月一日繼續在港島進行違法的公眾遊行，有可能觸犯公安條例。警方表示，曾在本月21日與申請人會面，了解他們就公眾活動的安排，強調組織者必須在活動期間確保秩序良好及公共安全，並就活動負上法律責任。正在北京訪問的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日表示，若組織者經過衡量認為沒有能力確保遊行安全有序進行，取消申請是負責任的做法。他說，《基本法》確保港人有公眾集會和遊行示威權利，但要確保在安全和不影響他人情況下進行，政府在有需要時會施加舉辦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