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中國獨立藝術家聯盟，以及溯源書社最近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記錄．行動．變革」轉型中國的藝術家和社會研討會，邀請來自兩岸三地的藝術家、評論家及學者出席，分析兩岸三地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藝術家扮演怎樣的角色。
舒陽指出，受「四五影會」的展覽啟發，1979年9月底，多位藝術家在北京中央美術館外的街心公園舉行了「星星美展」。後來北京市公安局扣押了畫展的展品並中止畫展，引發了當年10月1日，由民間團體和藝術家發起的遊行。
舒陽說：這個遊行在當時造成了非常大的震動，「星星美展」非常明確的在這個遊行當中提出，「要政治民主﹗要藝術自由﹗」的口號。我認為，為甚麼今天我們經常把「星星美展」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開端，就是因為這兩句話表達了，藝術家對中國文革後社會轉型的願景。
舒陽表示，1980年代，中國構成了突破原有藝術體制的中國當代藝術的10年，不過藝術家沒有預料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導致1980年代中國社會理想主義的完結。舒陽並表示，藝術評論家栗憲庭主張，19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應轉向關注當下，引導當代藝術向本土社會生根發展。
舒陽說：譬如說1979年還能上街遊行，然後北京市政府還去妥協，一直到今天這個政府變得越來越強大，經濟上我們這幾年叫做「國進民退」，她變得非常強勢、非常強大。這個也讓我想到，希望大陸多關注香港的民主發展。
舒陽認為，香港的民主要長遠發展，必須要影響大陸，因為中港之間有此消彼長的關係，而且世界已經連在一起，所以香港的民主發展一定是一種向外的，而不是僅僅立足於本土。
舒陽說：譬如說現在那個7-1大遊行等等的，我覺得這個對大陸人是最好的教育，所以就像六四的意義，並不是只對中國，她是對冷戰結束的一個推動。香港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她對大陸就是一個示範。
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研究院研究員朱其在研討會上表示，每次到香港都會買一些關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書，因為香港對大陸的文化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自由出版港，近年來香港出版的中國近現代歷史書，改變了很多大陸青年菁英的歷史觀。
朱其說：香港已經在改變大陸很多知識份子的歷史觀，通過出版。就像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一個例子。他印了12本、花了7年時間，大陸所有關心這個事情的幾乎都讀，但這本書在大陸沒有出版，都是通過包裡藏幾本，旅行箱裡藏幾本這樣，然後回去又複印10幾本，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幾乎達到了在大陸公開出版一樣的效果。所以高華絕對是有香港自由出版這個成就，而且現在還有一個方便就是簽註特別容易，中國的大城市到香港一個小時就可以簽出來，不需要任何認明。
朱其認為，香港的民主不只是香港本身的，也是兩岸三地共同的，而台灣的民主化發展，遇到更高層次的問題。
朱其說：台灣的問題就是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以後，怎樣避免民主劣質化的問題。就好比說台灣的電視，看多了覺得它是民主，另一方面民主變成一種口水文化了，一群人在媒體上做談話節目，很多人在電視上胡說八道，他們卻主導了社會輿論，真正的知識份子、菁英，反而對社會沒有影響。
台灣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明秀在研討會上表示，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媒體開放，相對的到現在出現因為有大資本，造成了媒體壟斷的問題，去年反媒體壟斷在台灣成為很重要的一個議題。陳明秀並表示，台灣在解嚴前後，也跟中國一樣有紀錄片的熱潮。
陳明秀說：台灣在解嚴前後也是比較多新聞工作者、藝術家，或是對媒體有興趣的創作朋友，他們會去發掘一些社會不公的題材，然後希望透過影像來發揚正義。這樣一個狀況在遇到民主發展上的一個不均衡，突顯媒體創作帶出的一個價值，到了民主發展、社會發展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所謂紀錄片要做甚麼﹖是不是有這樣的思考﹖到了最後紀錄片只是變成一種工具而已。
筆名阿平的香港政治漫畫家在研討會上表示，以政治漫畫取悅讀者往往比文字容易，有時要批評政治，從幽默感或者從生活細節去諷刺一下，可以達到改變不了事情，但能引讀者一笑的效果。
阿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報紙比較多元化，2010年後，香港政治漫畫受到言論自由空間收窄的影響，在報紙的發表空間收縮。
阿平說：這個僅指印刷媒體的情況比較嚴重，其他的網絡空間暫時未見到有一個收縮的情況，所以也是此消彼長地，現在網絡上是百花齊放了，因為紙面媒體的空間減少。而紙面媒體的空間減少也是由於生態的問題，因為現在經營的困難，以及他們依賴的資金來源，可能有很多情況下是有些勢力、有些影響力，令他們不敢如過往一樣用這麼多政治漫畫。
阿平說：我還是有些審慎樂觀，因為我覺得開放及普世價值貫徹落實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就算中國現在如何採取方法不歡迎資訊自由、批評自由，但是她最終都需要開放言論環境。所以最後政治漫畫這種表達意見的、一種比較幽默的藝術，它必定能夠進入中國大陸，不過進入的程度有多大，以及自由度有多大，當然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