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談釋法香港法律界不排除公民抗命

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較早前建議終審法院，就外籍傭工居港權案，提請人大釋法，以釐清外傭和「雙非」嬰兒(即父母均非港人)的居港權問題。多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及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最近舉辦「一國控制對一國兩制」憲制研討會，邀請多位學者及法律界人士，分析人大釋法對一國兩制衝擊。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在研討會上表示，一國兩制的設計是以法律形式對國家主權作出一些限制，包括共產主義不可以在香港實行，中國解放軍在香港受到很多牽制，而一國兩制的精義，就是主權要自行約束，否則主權無限延伸，一國兩制就不會存在。

陳文敏並表示，這次對提請人大釋法的討論，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承諾，無論終審法院最後的決定，是否提請人大釋法，香港特區政府不會再自行提請人大釋法。

陳文敏說：“很可惜到現在律政司都不肯就這方面作出承諾，究竟會否再自行提請人大，看法院到時的判決如何，看法院的理據，即是「輸打贏要」。即是喜歡就跟、不喜歡就保留自行釋法的權利，這個正正就是對法院不尊重的地方，如果真的尊重法院判決，政府是應該放手無論如何判決，都會受判決約束，這個我希望政府如果都是要繼續的話，起碼要公開作出這樣的承諾。”

陳文敏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希望值外傭居港權案，要求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以解決「雙非」嬰兒居港權問題，而香港特區政府知道，自行提請人大釋法有很大爭議，因此將政治問題推給法院處理。

陳文敏說：“這正是我們覺得對法院最不公平的地方，其實一個政治問題政府不自行解決，把球拋給法院，然後無論法院如何判決，都幾乎一定受到衝擊。這個如果我們要保存一國兩制，其實政府是有責任保留或者保持我們的制度，不會令到香港的法院不必要地受到政治衝擊。”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研討會上表示，法治的概念有不同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屬於低階法治，較高層次的法治是「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即是法律可以對權力作出制衡，並且實踐公義。

戴耀廷認為，過去香港法院行使的司法自治，他相信是實踐高階的法治，而香港特區政府要求終審法院向人大提請釋法，會令香港的法治向低階發展，因為人大釋法只是有法必依的層次，沒有權力制衡。

戴耀廷說：“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一個高階的法治的時候，現在我們只是回到低階的法治，我覺得這是令我困惑的地方，希望這一屆政府不要只是為了一些短期的利益，就是解決所謂居留權的問題，而犧牲了我們一直以來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就是我們法治不是低階的法治，而是高階的法治。”

戴耀廷指出，如果人大今次就《基本法》第158條釋法，日後將有權就港人現時享有的一切權利再作解釋，影響香港的司法自治，不排除公民抗命維護司法公義。

戴耀廷說：“其實會將整個我們過去法院的司法自治，如何解釋第158條提請解釋，或者甚至所有解釋原則的條文完全一下收回，這個我有一篇文章提及，我用了一個字眼比較絕一些，就是「閹割」了香港的司法自治。”

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研討會上，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至今沒有解釋提請人大釋法的理據相當不滿，她認為有關判決可能令香港主權移交後所有「雙非」兒童失去居留權，影響極大。

吳靄儀說：“如果真的有可能影響到第三者的權利的時候，他(律政司)是不是應該解釋清楚，讓這些人可以在法庭面前提出他們的反對。如果我們因為現在這個制度是不讓這些人提出反對的話，那麼我們對法治的衝擊就不單限於追訴權，也對公正性、對法庭是否要聽受影響的人的重要原則，作出沉重的打擊。”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出席研討會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律政司就外傭居港權及雙非嬰問題提請終審法院，向人大要求澄清1999年釋法的法律效力，對香港司法獨立，有一定程度衝擊和負面影響，甚至令香港人懷疑一國兩制能否貫徹。

陳方安生說：“每一次釋法我認為政府是要很審慎地考慮，因為每一次釋法或多或少都會動搖我們對司法獨立的信心，特別是目前種種事情的發生，大家都看到似乎近幾年一國兩制的構思多方面受到衝擊，無論在管治方面、司法獨立，在中聯辦越來越粗暴的干預，都令香港市民對能夠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抱有很大懷疑。”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在研討會上表示，提請人大釋法不一定衝擊香港法治，視乎如何行使權力及範圍，而過去4次釋法，只針對當時具體案件，未影響香港法院，按普通法原則解釋法律的日常做法。

陳弘毅說：“其實人大4次釋法的作用，只是針對過去4次釋法所處理的具體法律問題，作出一些有約束力的解釋，但是沒有建立一套關於《基本法》的法律解釋原則，所以香港法院仍然可以根據原有的普通法制的原則去解釋《基本法》，即是以後的案件繼續解釋《基本法》。”

陳弘毅並表示，不覺得人大釋法後對香港普通法的法制運作構成直接的負面影響，不過提請人大釋法在香港仍然是具有爭議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