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府採取一連串行動就香港問題制裁中國時，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BA因為不販賣有香港字樣的球衣再度遭到抨擊。
7月12日，美國一名NBA球迷在推特上通過視頻展示，一家與NBA官方合作的球衣個性定製網站禁賣印上“解放香港”字樣的球衣。經兩位美國知名體育記者的轉發和親測，事情不斷發酵。7月14日上午，美國之音記者上該網站檢測，發現“解放香港”的字樣已被允許印上球衣。同天，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推文也證實了這一變化。
金里奇說：“要不是兩名體育記者曝光此事，恐怕NBA還在限制這家電商網站，不許球迷定製印有'解放香港'字樣的球衣。”
就在此事被曝光的數天之前，密蘇里州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已把NBA的球衣話題推到了鎂光燈下。隨著美國國內反種族歧視運動的高漲，NBA最近決定允許球員在球衣背面印上社會正義相關的標語。上週五，霍利參議員致信NBA總裁肖華(Adam Silver)，他批評被NBA批准的標語中，對中共受害者的聲援“赫然缺席”。
霍利說：“某些口號被允許，某些口號不被允許，這和中共的審查挺像。你們在口號上所做的決定本身就是對你們聯盟價值觀的展示......請允許你們的球員也可以聲援維吾爾人和香港人，允許他們也可以聲援美國執法部門，如果他們自己選擇這麼做。”
他在信中重提“莫雷事件”。去年10月，休士頓火箭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推文支持港人民主抗爭，結果NBA遭中國舉國抵制，承受數億美元損失。霍利批評NBA在此事件上臣服於中共。
他說：“和一個以暴力壓迫和奴役為統治工具的政權串通一氣，再大數額的利潤也沒法成為這麼做的正當理由。”
《政治風險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國際戰略分析師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若中共只要對NBA施點壓，就能決定我們的球員在球衣上可表達什麼，不可表達什麼，那就荒唐了。球員本人該是自己球衣上表達什麼的唯一決定人，該有完整的言論自由權。只要言論在合理範圍內，他們就該全權決定自己的球衣上表達怎樣的政治訴求。支持美國警察、美國軍隊也好，支持香港人、維吾爾人也好，都該被允許。”
科爾認為，為保障美國企業僱員能自由自主地發聲，美國政府需要立法對言論自由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從強迫美國航空公司修改台北隸屬地，到要求外企吸納中共黨員入董事會；從試圖封口“世界小姐”林耶凡，到向美國社媒公司索要香港異議人士的信息，科爾列舉了一系列中國施壓和影響西方機構的實例。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馬丁·索利(Martin Thorley) 也有類似看法。索利在給美國之音記者的郵件中說：“NBA的窘境其實有更廣泛的象徵意義，映射出西方商業集團與中國互動鏈條中的問題環節。作為商業機構，它們自然傾向於把股東價值最大化作為一切問題的首要考慮；也正因此，中國成了問題因素。對NBA這類商業機構來說，中國市場商業價值巨大；也正因此，中國市場成了中國政府的威脅工具。”
索利指出，其實很多西方商業機構私下里非常反感中國的很多行為，只不過反感之餘，它們也清楚利潤受損的威脅。
科爾認為，要對抗來自中國政府層面的施壓和威脅，就該由美國政府來安置一道法律屏障。
“在任何中國、俄羅斯或其他仇美國家想要施壓滲透的問題上，美國政府該立法要求美國公司服從美國戰略利益，” 科爾說，“如果我們在政策強硬度上都沒法和中國對稱，我們就沒法在世界舞台上跟中國競爭。”
科爾特別指出，這類立法其實早有先例。他提到一篇7月13號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觀點文章。裡面提到，1977年，為回應阿盟國家針對以色列的抵制運動(Arab League Boycott of Israel)，美國國會通過《反抵制法案》，禁止美國公司及其“事實上控制的”外國子公司在涉及美國商業的情況下參與美國不認可的外國抵制活動。美國公司不得採取任何直接或間接行動，支持抵制以色列或任何其他未經美國認可的外國抵制活動。
美國商務部文件表示，該法案“有效防止美國公司被利用去執行一些與美國政策相反的外國政策。”
文章表示，當時有部分公司反訴該法案侵犯言論自由權，但聯邦法院最終支持這部法案；理由是，該法案是基於美國政府的利益對商業性言論作出僅僅小範圍的限制。文章中說，“美國公司最終意識到，這些規定是保護它們免受外國壓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遵守反抵制法規成為美國企業文化的一部分，無需多少執法行動。”
科爾表示，現在美國企業面臨來自中國的壓力，很多問題上也被迫作出違背美國利益的選擇。“我們可以通過類似立法來解決剛剛討論的所有問題，” 他說，“是的，這麼做會讓我們的企業被夾在中間，處境為難，但這些法律最終是保護美國企業和我們所有人免受中共擺弄。”
但科爾也承認，這麼行動的政治意願並沒有形成，因為這些企業正在中國賺個盆豐缽滿，並不想打亂現狀，給自己惹麻煩。
他說：“我們的企業考慮的只是下一個財政週期。它們沒有考慮未來10年里美中間的地緣戰略競爭，也沒考慮中國對美國經濟和稅基造成的影響……若做長期考慮，想在未來戰勝中共，我們現在必須採取這些行動。我們不能靠這些企業來給我們的未來做決定。”
索利則表示，鑑於中國政府當下諸多行為中所呈現出的整體趨向，他“呼籲NBA和其他西方商業機構思考一下，自己想在歷史潮流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想被後世如何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