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導，德國總理朔爾茨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有可能於今年11月分別前往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晤。而早在7月中旬，就有媒體報導稱，中國向德、法、意、西的四國領導人發出了11月訪問北京的邀請。有消息稱，朔爾茨的訪華日期會在11月4日，而馬克龍的訪華時間尚未確定。
但在9月30日，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劃高級研究員巴爾金（Noah Barkin）在推特上稱，德國總理府在過去24小時內私下透露，朔爾茨將推遲原定於今年11月第一周訪問中國的計劃。推遲訪華行程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今年年底前仍有可能成行。
無論成行的是朔爾茨還是馬克龍，都將成為繼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首位訪華的西方世界領導人。但德國總理朔爾茨的訪華無疑將肩負更多的使命，因為中德間經貿關係的密切程度，以及對於兩國的重要性，是遠超中法之間的。
在美中關係日益緊張，並走向長期對抗的背景下，歐美經濟與中國脫鉤的論調也一直不絕於耳。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北京的獨立時評人吳強表示，“這次朔爾茨的訪問對北京來講是極為重要的，（如果成行的話）將會是未來五年中國對外關係當中最重要的一次訪問”。
中國對中德關係的期待遠高於德國
“中國外交當下的重點是要平衡中歐關係，因為北京需要歐洲來平衡中美關係。或者說在美中歐三角關係當中， 歐洲是北京現在以及未來最看重的。而在歐洲當中， 德國是最重要和最關鍵的”，吳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德國在歐洲的領導性仍然沒有喪失，但德國在歐洲的對華政策上實際上是在扮演著一個綏靖者的角色。”
吳強認為，朔爾茨和社民黨對北京來講，是整個中國對歐政策的一個最重要的“資產”。“ 我想用“資產”這個詞，因為朔爾茨的對華政策，在相對程度上是繼承了社民黨從施羅德以來的對華親善態度。 不光是友好，是比友好的態度還要更高的“親善”。 而這種親善的態度，實際上就是綏靖的態度”。
從歐盟的角度看，波羅的海國家和北歐國家在最近兩年，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以及台海問題上，都紛紛對中國表示出較為強硬的態度。而且如何維繫跨大西洋關係上的團結，也一直是歐盟對外關係中需要首要考慮的。因此，對於北京來講，德國較為溫和的態度對北京來說，是“非常珍貴的存在”，吳強表示。“這樣一個又能扮演領導關鍵地位的， 能夠緩和歐洲總體上對華的這種強硬立場上的一個紐帶性的關係。 換句話說， 中德關係是中國避免陷入外交事務徹底孤立的最後一根稻草， 或最後一個救生圈。當然，中法關係也是在扮演一個類似的作用”。
從中國的角度看，今年的十一月份無疑是一個合適的時間節點。首先是今年中國政治的重頭戲二十大將在本月召開，如果按照外界的普遍預期，習近平將迎來他的第三個任期。在重要的人事佈局完成後，11月將成為其外交亮相的完美時刻。
“從習近平角度來說，他在第三任期確定之後，就需要在外交上有一個進一步的展開。在這種情況下，從習的角度看是絕對需要的，特別是西方國家。因為他這麼長時間，跟西方主要國家的關係都搞得不怎麼樣。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顯得更有必要了， 要顯示出他的外交還是管用的”，現居柏林的歐洲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張俊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但在兩週前放出風聲要在11月初訪華後，朔爾茨在上週晚些時候又推遲了其首次訪華的日程表。這表明朔爾茨的年內訪華是否能成行，還存在很大的變數。畢竟，朔爾茨在年初的對俄立場問題上，就遭遇到了很大的危機。
在烏俄戰爭爆發前的1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就稱，美國和北約盟友對於德國對俄羅斯的態度表示憂心，認為德國無法在俄烏危機中，對俄表示出強硬的態度。然而在俄羅斯發動入侵戰爭後，朔爾茨迅速改變政策，並持續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朔爾茨是一個變色龍的角色。他在對俄的立場上調整的相當迅速，讓中國外交部大驚失色”，吳強表示，“北京是沒有預料到朔爾茨在對俄立場上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包括能源問題以及支持烏克蘭抗戰，儘管德國國內以及外界對朔爾茨的這種支持，仍是抱有懷疑的”。
但對北京來說，最不願意看到的自然是朔爾茨未來在對華政策上也出現如此大的變化。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這次朔爾茨的訪問對北京來講是最重要的，可以說是未來五年中國對外關係當中最重要的一次訪問”，吳強說道。
德中經濟關係裡的信任危機
中國在2020年首次成為歐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並且在2021年保持住了這一地位。而歐盟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今年8月歐盟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也顯示，2022年上半年度，中國仍是歐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歐盟商會在2020年就稱中國已成為歐洲企業的“關鍵市場”。
而多年來，德國一直是中國在歐盟最大貿易夥伴。2002年中國就超過日本成為德國在亞洲最大貿易夥伴。2021年雙邊貿易額為2351.2億美元，同比增長22.5%，其中中國出口1151.9億美元，同比增長32.7%；進口1199.3億美元，同比增長14.1%。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公佈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中國連續6年蟬聯德國全球最大貿易夥伴。
德國在華主要投資領域為汽車、化工、發電設備、交通、鋼鐵、通信等，大部分為生產性項目，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上的評價是，“技術含量高，資金到位及時”。
朔爾茨如果今年訪華成行，將也會帶有紀念意義，因為今年是中德（前聯邦德國）建交50週年。
“這五十年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德國作為歐洲的工業強國，實際上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德國是依照著什麼原則呢？ 就是說（期望）通過貿易來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包括投資，包括在中國的工業活動等等”，張俊華對美國之音表示，“比如在默克爾16年的執政期間，德國政府是鼓勵德國的工業，不管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都到中國去投資。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在技術上的發展相當程度是依托德國的資助的。 現在就出現了這樣一個難點，在默克爾離開，朔爾茨執政後，中德之間在政治信任上產生了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明顯地影響到了各方面的政策”。
德國對中國的態度在今年下半年開始呈現出逐步強硬化的趨勢。
6月，德國外長貝爾博克（Annalena Baerbock）就表示，德國正在製定新的中國戰略，目的是減少德國經濟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貝爾博克強調，為了排除涉及強迫勞動和侵犯人權的商品，會更仔細地檢查德國公司在中國的供應鏈。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在9月也表示，聯邦政府正在製定新的對華貿易政策，以降低對中國原材料、電池和半導體產品的依賴性。他表示在與北京的貿易往來中德國不會再“天真”。這也被外界認為是哈貝克首次明確表示，對華更為強硬的路線正在轉化為實際的政策措施。
而據媒體報導，德國經濟部正在製定一攬子措施以降低中國市場對德企的吸引力。這些措施包括取消向在中國經營的德國企業提供國家投資出口擔保、停止包括在中國舉辦推介活動或者培訓經理人等在內的小型項目等等。
德國政府公開表態要減輕對中國的依賴性，降低中國市場對德國企業的吸引力，這意味著什麼呢?
這意味著“德國政府將不再為在華德國企業提供政治擔保，而這個擔保是德國國內銀行所需要的間接擔保”，吳強向美國之音表示，“目前在華的德企，以及德國經濟界最關心和最需要的，是朔爾茨為他們獲取中國方面在政治上的擔保，也就是德國企業在經營上的自由，以及德國企業不受共產黨設立黨支部這些政治上的干預， 以及對於德國在華投資受到保護的承諾。 包括在中國國內的僱傭關係，物流等等，這些方面其實是過去2年在華德國企業最為擔憂的”。
張俊華也認為，“第一，不會像以前那樣鼓勵德國的工業界到中國去投資，不再鼓勵跟中國的技術合作。這個信號發出後，中國政府當然是很不高興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做溝通。一個是跟中國政府的溝通，另一個是跟在中國的德國工業界溝通。這兩種溝通現在都很有必要，我想這也是他去訪問的一個目的”。
人權議題
貝爾博克和哈貝克都來自於德國議會的第三大黨——綠黨，一個提倡綠色政治，主張和平，主張回歸自然生活方式的政黨。而德國和綠色經濟方面則毫無疑問有著相當大的合作空間。
吳強表示，綠色經濟和人權都會成為朔爾茨訪華的重要議題，“比如說對經濟部長來講，是否會把投資和資本跟人權做一個掛鉤， 這是一個點。外長會不會公開地批評中國的新疆問題等等，這些是值得觀察的”。“我估計在綠色經濟方面簽署協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麼人權問題是不是會成為另一種綠色的議題，在華投資的德國企業要不要建立起某種人權標準， 這都是值得觀察的。外界對此是有所期望的，包括綠黨內部也是有所期望的”。
默克爾在其執政的16年裡，一直對中國保持著沉默式的人權外交態度。也就是說，盡量不在公開場合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
“默克爾來中國訪問過很多次，每次來訪時，人權問題都是在桌子底下談的。她見了中國的總理和總書記以後，是在大使館裡面，私底下跟中國的人權活動家、人權捍衛者見面，而且不公開。這種沉默的人權外交，是過去十幾年歐中，特別是德中和法中的一種主要模式。”
但無論朔爾茨的訪華之旅在年內是否能夠成行，德國以及歐盟在對華政策中的兩面性都將是一個無法在短期內調和的問題——密切的經貿關係，敏感的人權問題，還有潛在的台海問題。但無論怎樣，對於中國方面而言，德國及歐盟的重要性在進一步的提升。
“對中國來講，留住德國， 保持德中之間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從目前來講，從未來5年內來講，都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國是否會在朔爾茨訪華期間，在上述這些問題上做出讓步，也是值得觀察的”，吳強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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