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來自中國遼寧省的29歲的留學生于淼淼在新加坡遇到了33歲的印度企業管理顧問席瓦吉·達斯,兩人頓時陷入愛河。
於淼淼的父親是一名小商人、母親是一名退休的政府員工。她出生在中國,靠獎學金到新加坡讀大學。而席瓦吉·達斯則來自一個傳統的印度家庭,他的父親曾在印度鐵路工作,現已退休,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
在與于淼淼相識一年後,席瓦吉和她決定步入婚姻殿堂,但是他們兩人誰都沒有為將來面臨的來自兩個敵對國家的挑戰做好準備。
于淼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當我告訴媽媽我的結婚計畫時,她的第一個反應是:『嫁給誰?』後來我回家把席瓦吉介紹給她,但進展還是不太順利。”
于淼淼表示:「在與席瓦吉見面後,我的母親通過觀察發現了他'冷靜、關心他人和自律的個性',以及他為了使於淼淼在不同文化環境中感到舒適所做出的努力,最後總算感到放心了。”
印度和中國的雙邊關係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問題,前幾年再次由於邊境衝突而進一步惡化。
席瓦吉的印度家庭沒有反對兩人的結合。于淼淼說:“席瓦吉的父母能夠生動地敘述1962年的印中戰爭的細節。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把我與那段痛苦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席瓦吉在說服于淼淼的母親對他們的婚姻承諾表示認可時也面臨了一些困難,因為于淼淼的母親擔心,如果于淼淼與席瓦吉的父母發生爭執,席瓦吉會選擇離開她的女兒。
像于淼淼和席瓦吉這樣的跨種族混血夫婦在兩國都經常面臨偏見和歧視,於是他們決定探索印中混血夫婦所面臨的「愛情與波折」。
席瓦吉和于淼淼聽到了其他像他們這樣的夫婦的類似痛苦經歷,於是決定寫一本關於這些夫婦的書。
《從叛逆者、叛徒到和平使者》講述了印中夫婦如何克服家庭對立和文化規範,為自己創造新的認同。
于淼淼說:「寫這本書的想法源自於新加坡的事件。一名陌生男子朝著一對夫婦吐口水,警告男友『遠離我們的女孩。』我們將跨種族婚姻看作是文化、政治、宗教、經濟、性別動態、社會趨勢和個體個性等多方面交匯的地方,所有這些因素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由於印度和中國之間歷史上緊張的關係導致兩國之間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偏見,這些夫婦經常因與「敵對」國家的人談戀愛而被貼上「叛徒」的標籤。
席瓦吉說,儘管有時被自己的家人稱為整個種族的“叛徒”,甚至被外人稱為“間諜”,但這些夫婦還是將自己視為“和平使者”,希望調和兩國之間的分歧並為自己創造新的身分。
在新書中,席瓦吉·達斯和于淼淼探討了印中跨文化婚姻面臨的“愛情與困擾”,這些夫婦不僅要應對文化差異和偏見,還要應對兩國政府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
在此之前,席瓦吉和于淼淼還合著了一本名為《可見的隱形人:亞洲移民工人的故事》的書。他們驚訝地發現關於印中夫婦的挑戰、妥協和決心幾乎沒有人寫過,所以他們希望他們的書能夠重點關注實現這些異族通婚付出的艱辛努力。
在新加坡一家研究和諮詢公司工作的45歲的席瓦吉·達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我們聽到和記錄的故事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說明印度和中國人如何能夠相互接觸、彌合文化障礙、克服各自家庭帶來的巨大挑戰。”
在印度和中國關係緊張之際,該書的作者表示,他們的工作對於幫助彌合分歧和建立社區之間的理解「至關重要」。
席瓦吉說:“對於印度和中國的公民來說,獲得簽證或結婚證書可能是具有挑戰性的。由於這類問題,我們書中介紹的一對夫婦最終不得不在尼泊爾結婚。”
他說:「但是,當夫妻倆不住在一起時,即使保持聯繫也可能很困難,因為許多中國應用程式在印度被禁止,而且許多在印度流行的應用程式在中國無法使用。 這甚至會引起恐懼和懷疑,認為對方失去了興趣並開始約會其他人。”
《從叛逆者、叛徒到和平使者》記錄了14對印中夫婦的故事,他們分享了儘管面臨各種挑戰,但是他們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動人故事。
在為這本書訪問其他印中夫婦時,于淼淼發現文化差異在印中夫婦的關係動態中發揮的作用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大。
31 歲的阿納夫·戈希和麗貝卡·葉就是這種情況。印度裔公司經理戈什回憶道,在他們結婚前一年,他們住在香港的一間三房房子裡,他沒有做任何家務,這讓他的岳母很不高興。
「在我的印度家庭,我的母親做飯、打掃我的房間、洗衣服。我從來沒有學過做家務,這讓麗貝卡的母親很不高興,她希望我在家做這些家務事,”在一家總部位於香港的電子商務科技新創公司工作的戈希說。他現在已經學會了做所有家務,包括洗碗。
“此外,她的父母有一些看法,認為印度男人對待女性不好,印度落後而且對女性不安全。所有這些都增加了我與他們之間本已緊張的關係和壓力。”
來自香港的葉女士是藥物研究科學家,出生於英國,她也說要做到讓每個人都滿意並不容易。
儘管困難重重,這對夫婦還是堅持了下來,並於2017年結婚。葉說:“我們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這些年來我們的關係只會變得更加牢固。”
即使一對夫婦的父母都接受了他們的選擇,也不代表就萬事大吉了。
席瓦吉表示,自2020年開始的印度和中國在拉達克地區的新的緊張局勢加劇了兩國社群之間的種族主義,他們互相指責對方「落後」、「不可信」和「危險」。
席瓦吉說:“在社會如此兩極分化的關鍵時刻,寫一本關於異族通婚的書至關重要。”
席瓦吉說:「有時候,朋友開玩笑說我們是來自各自國家的間諜。雖然我們很幸運只引發了一些無害的玩笑,但其他夫婦卻面臨著線上和線下的霸凌。這些惡意訊息大多來自對這對夫婦一無所知的陌生人。”
在這種情況下,「叛徒」更多地涉及違背個人的種族而不是國家利益。特別是在一個伴侶來自社會中的少數群體的情況下- 如在印度的華人或馬來西亞的印度人- 嫁給自己族群之外的人被視為對整個社區的背叛行為。
在這兩個父權文化中,女性或許被視為財產,因此受到這種看法的影響最大。
對於成為“和平使者”,這在很大程度上適用於那些儘管最初受到家庭反對但依然堅持的夫婦。幾乎一夜之間,之前強烈反對這種聯姻的家庭,會轉變為成為該聯姻的最大支持者。
這可能是因為在印中兩種文化中都非常重視「面子」 - 一旦走到這一步,如果夫婦分開,兩家都將失去很多顏面。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家都會適應並參與創造一種融合的氛圍。例如,一個中國岳父現在在印度節日中跳印度寶萊塢風格的舞蹈。一個印度岳母正在嘗試烹調四川菜。
有些夫婦也擔心他們的後代可能會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雖然戈希和葉希望他們的兒子能在一個更「寬容」的世界中成長,席瓦吉和于淼淼則認為他們的女兒有一個巨大的優勢,她能夠流利交流、理解並駕馭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文化群體- 印度和中國。
席瓦吉說:“也許她可以成為一個標準的世界公民,能夠輕鬆地克服所有界限。”
在婚姻11年後,于淼淼的母親認為他們兩個的結婚乃是天作之合。
「我相信我們沒有因政治緊張局勢而面臨外部環境的重大挑戰。當我們問我們當時三歲的女兒'中國和印度正在打仗,你會支持誰?'時,最重要的問題出現了。”
她站在天真的角度,建議我們再建一個喜馬拉雅山,這樣中國和印度就可以各有一個,而不用互相爭奪喜馬拉雅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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