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啟動普遍定期審議機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4個國家的人權記錄進行審查。
同日，中國官方報紙《環球時報》英文版發表文章稱，中國的發展型人權觀比西方民主自由人權觀更具包容性。
這篇英文文章引述中國中南大學人權中心執行長、中國人權專家毛俊響的話說：
“過去五年來，中國的人權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特別是在脫貧攻堅和成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方面。”
這種說法是部分錯誤的。
過去五年，中國的脫貧確實取得了長足進步。 然而在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過於嚴厲的封控措施損害了人民的發展權和生存權，中國對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鬥爭不能被視為成功。
錯誤部分：三年清零政策
2020年初到2022年12月的近三年，中國一直維持新冠清零政策，這也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之一。 在全國各地爆發抗議活動後，這項嚴苛的防治政策才成為歷史。
清零政策，顧名思義，就是讓感染病例盡可能接近零。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對所有國民實施了大規模PCR檢測、強制隔離、強制住院、密接追蹤和全市範圍內的快速封鎖。
這些措施一開始並沒有特別出格，因為在疫情初始階段，其他國家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來遏止當時未知的病毒。 《柳葉刀傳染病》（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醫學期刊稱，在疫情最初爆發期間，中國“迅速有效地控制了大流行病”，而世界其他地區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於該病毒。
不過在疫情開始之初，中國政府在與其他國家分享疫情的資訊時也不完全透明。 眾人皆知的例子就是後來死於新冠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醫生，他在試圖告誡其他人不明病毒後遭到了警方的訓誡，要求他不得散佈謠言。
大多數國家將極為嚴格的清零政策作為有效疫苗出現之前的暫時手段，然而對中國來說，這項政策在疫苗出現後仍在持續。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延中（Yanzhong Huang）在對國會委員會的作證中表示，清零政策是自上而下實施的，「沒有與直接受該政策影響的公民進行任何制度化的談判」。
突然封鎖和強制健康碼系統使政府能夠隨意限制人員的流動性。 所有感染者，即使症狀非常輕微或沒有症狀，也會立即被送往指定醫院隔離，這通常不符合他們的意願。
為了證明清零政策的合理性, 政府不得不大肆宣揚新冠病毒的危險，這導致感染者受到廣泛的污名化。 一些公司曾經公開拒絕了新冠康復後的求職者。
追蹤密接人員給了政府足夠的理由來利用大數據來監視公民的一舉一動，侵犯人們的隱私和公民自由。 媒體後續報道中揭露了地方當局使用強制性健康碼來限制維權人士的行動自由。
此外，長期的清零政策也加劇了中國人的心理健康危機。
「持續嚴格實施清零政策引發了外界對侵犯人權和公民自由的擔憂，也使人們的整體健康和福祉受到損害。這損害了人們的發展權和生存權，而這是北京政府對人權的 核心定義，」黃延中在證詞中說。
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教授、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共衛生法暨人權協調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rry Gostin)對美國之音（VOA）揭謊頻道(Polygraph.info)說，中國的清零政策“遠不能稱為成功。”
「中國真正關閉了國門，對國家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害，同時踐踏了公民自由和人權。中國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審查，導致他們幾乎不可能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包括對清零政策的不滿，」他說。
真實部分：消除極端貧困
2021年2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消除了極端貧窮。
他在2021年2月舉行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表示，「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中國將農村地區日收入低於2.3美元的人口定義為貧困人口，而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則將國際貧窮線定義為低於每天1.90美元。
習近平在2012年上任時制定了消除極端貧窮的目標。 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在2022年的一份聯合報告中表示，中國在減貧方面取得的成功得益於注重農業生產力成長、逐步實現工業化、加強城鎮化建設以及擴大基礎設施投資。
2013年，中國啟動了精準扶貧計劃，為貧困地區提供有針對性的援助項目。
史丹佛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The Stanford Center on China’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的研究報告稱，擁有強生產力的私營企業參與到了扶貧計劃中，並從國有銀行獲得了擴大生產的優惠融資。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過去40年來，中國讓8億人口擺脫了貧窮。
（請同時參閱文章的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