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歲的麥克格里（John McGory）從沒想過，他在武漢6年的生活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中草草收場。
2020年初，在江漢大學教了6年英語的麥克格里決定退休返回美國，正在他整理行裝準備返美的時候，武漢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肆虐而封城。他沒能跟所有朋友正式道別，便坐上撤僑的飛機匆匆離開了武漢。
在湖北科技大學學習中文教育的普里西拉（Priscilla Dickey）寒假前跟回老家過年的朋友告別時，說的還是“一個月後見”。誰也沒想到，這一別可能很長時間都不會再見。
美國人鄧哲菲(Jonny Dangerfield)和妻子帶著三個孩子辭別了被困武漢的親人，懷著沉重的心情登上了返回美國的飛機。疫情之下，城市封鎖，交通中斷，他們曾經熟悉的武漢變了一幅模樣。
回家的路曲折又漫長。因為太太只是綠卡持有者，不是美國公民，鄧哲菲沒有趕上第一架撤僑飛機。經過充滿未知數的等待之後，全家人終於上了第三批包機的名單。有了許可證之後，他們得以上路，前往機場。
鄧哲菲說：“我們都是在高速公路，沒有車。開往機場的方向，基本上沒有車，整個路上可能看到一兩輛。對面的方向看到多一些車。但是非常的奇怪。我的岳父開車，他說一般這種情況，我都會擔心堵車，現在反而沒有車讓我擔心，現在晚上八點應該是有車的，但是現在卻沒有車。感覺有點恐怖。”
普里西拉前往機場的路也頗費周折。她和女兒是第二批撤僑人員。由於一般私家車不能上路，她們差點沒能找到去機場的車。通過她所在學校的幫助找到車一路飛奔到機場後，在那裡接受了一次健康檢查，接著迎來的是單調的等待。
她說：“我們4日下午6點到了機場，本來應該晚上10點登機，結果等到5日早晨8點才起飛。
美國的包機是貨機改裝的。
鄧哲菲說：“飛機沒有窗戶，就是一個貨機的感覺，沒有廣播。如果有顛簸，前面的藍色的燈就會一閃一閃，非常恐怖。飛機上當然也沒有什麼Wifi，但是他們給我們吃的也都是蠻好的。而且機上沒有空乘人員，都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穿著防護服。他們心情也很好，還在搞笑啊。飛機上大概200多人，沒有人在抱怨，大家都很感激能夠上這個飛機，就算等了很長時間。終於到了美國的空軍基地，我們也都非常開心。”
安定下來的他們回顧在武漢封城，交通中斷後的生活，不免唏噓。
麥克格里回憶說：“在我的公寓的步行距離內有一個沃爾瑪，所以我們會去那裡，你得先量體溫，然後他們才讓你進入。他們有不錯的物資供應。任何東西都不存在短缺。但是，提著三四十磅的東西，走大約一英里半。那是最難的事情。”
普里西拉說：“藥店實際變成了免下車服務，他們不讓你進藥店。你得站在外面，等他們把藥拿給你。”
回到美國，雖然還是在軍事基地進行隔離，但他們自己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對仍然在疫情區的朋友的擔憂湧上心頭，他們是不是健康安全？他們的生活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正常？
武漢出生和長大的韋女士由於不是美國公民，不符合上第一架撤僑包機的條件。從第二批撤僑包機開始，持有綠卡者也符合撤僑條件。韋女士趕上了第二批包機。目前在美軍基地隔離的她說，現在的武漢讓她很痛心。
她說： “我在國外生活這麼多年，我看到我出生長大到17歲的城市變成這個樣子真的很傷心，覺得很無辜。如果說現在死亡人數是900多個，那不光是900多條人命，那是900多個家庭。很多很無辜的人都牽扯進來了。”
麥克格里說，倉促之下，他都沒能跟朋友好好道別。“我最後見到的人是一個叫麗莎的女士，這是她的英文名字。她是中國人，她有點像我住的公寓樓的看門人。所以我看見她，把鑰匙給了她。而且，你知道，中國人不太喜歡擁抱，但我說，給我一個擁抱吧。我給她一個擁抱。她英語說得不好。她只是說，我愛你。我聽了就哭了。我有點崩潰。我覺得離開我的朋友很傷心。他們仍然生活在疫情之中，你知道，他們每天的生活更靠近疫情，因為人們在生病，有人死亡。我有朋友告訴我，她爸爸有三個朋友死了，另一個朋友告訴我他認識的一個人死了。所以，這都是切膚之痛。而且，這些人是我關心的人。所以，這讓我覺得（傷心），還有其他人，他們都很害怕。”
普里西拉8歲的女兒赫敏·迪基出生在湖北十堰，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是在武漢度過的。那裡幾乎承載了她所有的童年回憶。
她說： “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他們有些是中國人，有些是美國人。離開他們，離開武漢讓我有些傷心。”
普里西拉甚至為不能幫助還困在武漢的朋友而感到內疚。
她說：“我之所以感到內疚，是因為我們能夠躲避病毒，而其他人，他們沒有選擇。中國人他們沒有選擇，他們不得不去面對。他們正在盡其所能面對疫情。他們努力在最壞的情況下爭取最好的結果。我為此感到很傷心。你知道我沒法幫他們。“
武漢爆發的這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僅使困在武漢的人與外界隔絕，也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人對身邊的武漢人、湖北人甚至中國人的一些排擠舉動。
武漢土生土長的韋女士感同身受。
她說： “那些被關在武漢外面的，無家可歸的武漢人，受到了可以說是虐待。那些人被打，車胎被戳破，不給他們住，不給他們吃。真的很糟糕。“
鄧哲菲家住亞利桑那州，他說，他在那裡也感受到了這種歧視。
他說：“你說湖北這兩個字，人們就離你100米遠，不想碰你。這種歧視讓我很擔心。最早是我老婆在美國的一個媽媽微信群裡，都是來自中國的媽媽們，她們就開始發各種各樣的評論，基本上就是罵湖北人和武漢人。他們聽到亞利桑那，就是我們在美國的家，有一個病例，就一個，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附近。他們就說'他為什麼來美國，為什麼沒留在中國，太不負責任了。'開始各種各樣罵這個人。然後我老婆就在那個群裡出現，說'大家好，我是武漢人。 '讓他們淡定下來。就是說其實我們也是人，我們不是有病的怪物。我們和你們一樣，我們也很擔心這個，也在做足夠的安全措施。”
雖然離別倉促，但是，緣未盡，情未了。普里西拉說，她在湖北科技大學還有一些課程沒有修完。疫情平息後，她會繼續回到校園完成學業。
麥克格里已經開始了他的退休生活。他說，這次在武漢的經歷給以後的寫作和演講提供了素材。
鄧哲菲說，這次的經歷是他教育孩子的寶貴財富。他希望通過這樣一個醫療危機教育孩子，面對災難不能慌亂，要成為人群中冷靜鎮定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