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醫改政策在醫生薪酬和醫院收入方面引發廣泛討論，特別是隨著改革深入，多地三甲醫院醫生的薪資普遍下降，引發了醫務人員和公眾的關注與擔憂。近期，廣州、深圳等地的三甲醫院傳出醫師績效薪酬顯著下調，北京等其他城市也出現類似現象。分析指出，經濟下行與醫改壓力的雙重夾擊，讓中國醫療產業面臨嚴峻挑戰。
醫師降薪引熱議：績效獎金大幅縮水
近期，中國南方包括廣州、深圳等地的多家醫院被揭露降薪問題。根據中國《財新週刊》報道，深圳某三甲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透露，“降薪從今年8月就已經開始，績效工資降低了50%”。這名醫生表示，他們醫院主要就靠績效收入，他說，“基本工資每個月扣五險一金都被扣完了”。據報導，另一家深圳市三甲醫院醫生則表示，醫院已經通知各科別明年起降低績效工資，但未明確降薪幅度。
所謂三甲醫院是三級甲等醫院的簡稱，是中國《醫院分級管理辦法》中“三級六等”的等級劃分中最高等級的醫院，代表醫療技術、設備和服務品質的頂尖水平。
此外，有來自廣東的內科主治醫生日前在網上發帖，對比了自己2023年和2024年的收入。他透露2023年的收入為46萬585人民幣，而2024年則降至26萬2316人民幣，收入減少近20萬人民幣。在評論區也有多名醫生紛紛反映薪資下降的情況，表示績效獎金普遍下調了30%至50%。
微博網友“行走中的伍玲玲”貼文表示自己在廣西最好的三甲醫院之一看病，他表示：“醫生都在跟我發牢騷，說今年已經降薪了，明年還會斷崖式下跌，都不知怎麼過？”
醫院降薪的情況不僅限於南部城市，北京同仁醫院去年就曾爆出醫師薪資大幅縮水，績效獎金從1.5萬元腰斬到7,000元，降幅達50%。
醫學資訊平台康迅網2023年6月發起的一項投票調查結果顯示，65%的中國醫務人員所在醫院已調整薪酬比例，202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88%。降薪幅度集中在績效獎金部份，對收入依賴績效的醫師群體影響尤為顯著。
醫改強調“公益性”導向 醫生面臨減薪挑戰
2016年8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指出，“無論社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都要毫不動搖把‘公益性’寫在醫療衛生事業的旗幟上。”
今年9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推動高品質發展”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提出“三個結構調整”，要公立醫療機構堅持“公益性”導向，縮小公立一二、三級醫療機構間的績效薪資水準差距，調整不同專業和科間的薪資待遇差距問題，並提高固定收入在醫事人員績效薪資的比例。
不過追本溯源，導致目前相對高薪的醫師薪資下降的根本原因，恐怕與中共自2012年啟動的“三明醫改”密不可分。
中國官方新華社報導，“從2012年開始，(福建省)三明市醫改的'第一刀'揮向'藥品加成'切斷了藥品銷售與醫院收入之間的聯繫，進一步壓縮了醫生的‘灰色收入’。”隨後“三明醫改”經驗在全中國迅速推行。
中國公立醫院醫務人員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資、績效獎金和津貼補貼所構成，其中基本工資與績效工資的比例大致為3:7或4:6。由此可見，醫療改革確實會造成醫師的薪資大幅減少。
專家憂醫療品質與人力短缺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理事長、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行政副院長洪子仁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改革中的“藥品零加成政策”取消了醫院依賴藥品銷售加成獲取收入的模式，減少了醫院的總收入，也減少了醫師透過開藥所獲得的“灰色收入”；另一方面“薪酬結構調整”更強調基層醫護人員的待遇保障，薪酬向基層和一線醫師傾斜，導致管理階層或特定高收入科室的醫師收入下降。
此外“過度控制醫療收入”政策減少了高價檢查、過度治療和非必要手術，使醫生的收入不再過度依賴這些項目的“提成式”收入，而轉向固定工資和服務品質為主的薪酬結構。儘管固定薪資有所提高，但績效獎金比例降低，這可能使一些未能適應新考核體系的醫生，因績效不佳或未調整工作方式，導致收入減少。
但洪子仁認為，醫師減薪不僅影響從業人員，還對病人和整體醫療行業帶來挑戰，這可能會降低年輕人對從事醫療行業的興趣，長期下來可能引發醫療人力短缺，並對醫療服務的品質構成威脅。
“長遠來看，當然也會擔心醫療的質量，病人的安全以及醫療照顧的質量跟數量，是不是會不充足。總體來看，也會影響到整個中國大陸地區醫療衛生的指針，像是平均餘命、新生兒死亡率，以及可避免死亡率跟癌症的五年存活率。” 他說。
洪子仁認為，解決醫師減薪問題需要從薪酬制度改革和財政支持著手。他建議優化薪酬架構，將醫師收入與診斷、技術能力掛鉤，同時增加地方政府對醫療體系的財務支持，以減輕醫院的財務壓力。 “畢竟醫護人員有適當的薪酬待遇，才能夠讓更多人願意投入到醫療的行業，提供給全國的民眾更好的醫療照顧跟健康。”他說。
醫改壓力與經濟困境的雙重影響
位於中台灣嘉義的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目前公立醫院面臨薪資下降的問題，不僅與醫療改革政策有關，也與中國經濟大環境有密切關聯。
他指出，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正在急劇縮減，且房地產市場的低迷進一步加劇了地方財政困難。自2019年以來，中共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減少非必要支出，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支持逐漸減少，醫院營運愈發依賴自有收入。他表示，這樣的經濟背景導致了全國的醫師減薪，並非僅限於廣州、深圳等地。
他也表示，儘管中共中央提出“醫療公益性”改革，但地方債務壓力嚴重限制了政府對醫療系統的支持。 “目前我們看來，中共對於所謂的醫療公益性導向的改革，和醫療質量的持續性之間，似乎沒有取得平衡，未來如何取得平衡可能還是必須要長期計議。”
醫改如何邁向平衡？
儘管中國政府強調醫療系統「公益性」的改革目標值得肯定，但如何平衡醫生待遇、病人利益與醫療質量，是需要長期解決的議題。
現居美國紐約的獨立學者虞平告訴美國之音，在探討中國醫改制度對醫師薪資的影響時，仍需關注經濟下行可能導致醫院收入下降的問題。他認為，經濟壓力使民眾可支配所得下降，部分患者可能選擇不再前往大城市就醫，而是改為在當地接受簡單治療或放棄治療。這項變化如果影響到患者的治療選擇，政府就需及時介入並採取有效措施應對。
虞平說：“現在因為經濟下行導致中國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這也是個不爭的事實，那麼如果可支配性收入的下降，導致人們有大病不再向醫院求醫，或者不再向中心醫院去求醫的話，當然政府就應該要花一些財政的收入，來解決這個問題，不然就是人間的慘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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