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世衛組織調查團在結束中國之行後做出病毒從實驗室洩露“極不可能”的初步結論，儘管後來又稱將繼續審查所有假設，但仍以病毒是自然演化為研究的最高優先。與此同時，獨立科學家發出另一種聲音，認為北京和世衛組織永遠找不到新冠病毒自然演化的證據，“因為它就是從實驗室裡洩露出來的”；科學家呼籲，現在是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獨立和透明調查的適當時機。
“所有假設都將進行定期審查。”世衛組織武漢調查團負責人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最近的說法跟在北京略有不同。
恩巴雷克說的這些假設包括新冠病毒是由動物中間宿主傳播給人的、蝙蝠直接傳播的、來自東南亞進入武漢市場的帶病毒冷凍野生動物傳播的，即所謂“冷鏈”；以及武漢病毒實驗室洩露的四項假設。
世衛仍堅持實驗室洩露“極不可能”
但世衛組織仍堅持實驗室洩露“極不可能”的立場。“根據我們擁有的數據，我們認為實驗室事故的假設具有較低優先（less priority），因此被歸類為極端不可能的情況。”恩巴雷克說。
世衛組織突發衛生事件項目執行主任麥克·萊恩（Michael Ryan）認為，外界對這次世衛組織病毒源頭調查團的使命理解有誤。他澄清，這項行動“是根據世衛組織的決議，由世衛組織與中國政府進行的合作努力”，“不是什麼對可能的錯誤進行的調查，也不是世衛組織可能會擁有而其實並不存在的調查權力。”
2003至2004年在中國廣東省爆發的沙士（SARS）大流行後，科學家先查到動物中間宿主果子狸，然後查到源頭蝙蝠。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則不同，科學界已知病毒源頭是蝙蝠，但不知道是蝙蝠的病毒怎麼傳播到人類社會。
世衛組織武漢調查團成員、澳大利亞的多米尼克·德威爾（Dominic Dwyer）2月22日在英國《衛報》發文指出，“我們的調查總結病毒最可能起源於動物，可能是從蝙蝠傳到人類，藉由一種我們尚且未知的中間宿主，在一個未知的地點。”德威爾說，類似“人畜共患”疾病引發大流行過去也曾發生過。“但我們仍在試圖確認到底是什麼事件導致如今的大流行“。
穿山甲扮演病毒自然進化宿主？
2020年3月安德森等六位科學家在《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發表論文認為，新冠病毒不可能是在實驗室對相似冠狀病毒進行操作產生的，而是在人畜共患前在動物宿主中進行的自然選擇和人畜共患後人類的自然選擇。總之是一種自然演化的產物。
該論文指“非法進口到廣東省的馬來穿山甲（Manis javanica）含有類似於SARS-CoV-2的冠狀病毒（即新冠病毒）“，是可能的動物中間宿主。
一年後，類似論述還在繼續出現，週二（3月2日）《華爾街日報》報導，近期至少有四項研究已在東南亞和日本的蝙蝠和穿山甲身上發現了與新冠毒株密切相關的冠狀病毒，表明這些病原體的存在範圍比以前所知更為廣泛，病毒有充分的機會進化。
但穿山甲為動物中間宿主假設的最大問題是，沒有證據證明市場上的穿山甲如何導致了人對新冠病毒的感染，“在鏈條中我們沒有所有這些環節。” 病毒學家拉瑟姆（Jonathan Latham）對美國之音說。
拉瑟姆是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科學機構“生物科學資源項目”的創辦人和《獨立科學新聞》網站主編。
所有證據指向武漢病毒所？
他認為，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永遠都找不到COVID-19大流行病毒自然起源的證據，“簡單說就是人們所知道的所有證據都表明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他告訴美國之音。
他說，如果排除武漢是蝙蝠病毒研究和冠狀病毒研究的重鎮，這一“難以量化且幾乎未知的本地因素”，武漢人成為本次大流行零號病人的機率跟全世界其他人一樣，是630分之一，即70億除以1100萬。如果新冠病毒是自然演化而來，那麼它從已知的28個冠狀病毒物種引發大流行的機率是28分之一。如果將兩者加在一起，武漢成為自然演化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發地的機率是630乘以28，即17640分之一。
拉瑟姆說，病毒從實驗室洩露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新冠病毒洩露的可能性則更高。“這種病毒通過空氣傳播，也不會出現嚴重症狀，這意味著人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感染，而且可能永遠都不知道，這個研究機構可能永遠都不知道被病毒感染了，這使研究實驗室洩露的人們非常警惕，他們已經將這種情況標記為導致實驗室洩露的最大可能性。”
拉瑟姆認定大流行源頭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病毒洩露，源於對一篇中國醫生的碩士論文研究。“其中包含的證據導致我們重新思考我們認為已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切。”他說。
2012：雲南礦井蝙蝠冠狀病毒致6病3死
2012年4月，雲南墨江的一個礦洞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疾病暴發。6名礦工在礦井裡清除蝙蝠糞便14天后被一種神秘冠狀病毒感染，其中3人最終死亡。
為這些礦工治病的李旭（Li Xu）醫生後來在論文《對6例由未知病毒引起的嚴重肺炎患者的分析》中，描述這六名礦工具有現在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基本症狀：乾咳、咳痰、高燒、四肢酸痛，有的呼吸困難、頭痛。
他們接受了呼吸機，以及類固醇、稀釋血液和抗病毒藥物的治療。李旭認為他們有可能引發流行病爆發，因此跟包括“薩斯英雄”鐘南山醫生在內的大學專家舉行了遠程會議。
患病礦工的檢測樣品送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和鍾南山那裡，“跟鐘南山的遠程會議很重要，”拉瑟姆說。“這說明六名礦工的疾病引起了高度關切。其次，一個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被認為是他們患病的可能病因。”
拉瑟姆說，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實驗室從2012年8月到2013年7月就前往距武漢1000公里之遙的雲南墨江礦山四個不同場合收集蝙蝠病毒。“他們的蒐集之旅甚至始於這些礦工還在住院的時候，”拉瑟姆補充。
石正麗擁有相似度最高的病毒序列
拉瑟姆說，從他們獲得的一封信中，石正麗向病毒學數據庫證實，她蒐集的BtGoV/4991和RaTG13來自同一個礦井的同一批蝙蝠糞便樣品。這兩種毒株是與新冠病毒關係最密切的序列，相似度分別為98.7％和96.2％ 。
拉瑟姆認為，“RaTG13在患病的礦工體內後來演變成了新冠病毒。而這種病毒在2019年從武漢病毒研究所逃逸了。”
拉瑟姆將此新冠病毒起源的假設命名為“墨江礦工通道”（Mojiang Miners Passage 或MMP）。
拉瑟姆說，根據這種假設，“新冠病毒不是一個人工合成的病毒；但是，同樣地，如果沒有將它帶到武漢，並且沒有對它進行任何進一步的分子研究或計劃，那麼該病毒將因自然原因而滅絕，就不會逃脫從而引發新冠病毒大流行。”
拉瑟姆認為，“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最重要問題可以通過簡單檢查武漢病毒研究所相關研究人員的完整實驗室筆記本和生物安全記錄來解決。”
德國科學家的最新研究
2月18日，德國漢堡大學納米科學家羅蘭·維森丹格(Roland Wiesendanger) 教授發布的新冠病毒研究發現，“目前的大流行源於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事故”。
漢堡大學在新聞聲明中說，“有許多直接跡象表明，新冠病毒（SARS-CoV-2）病原體來自實驗室，並指武漢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輕研究員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
研究報告說，“她的名字叫黃艷玲，生於1988年10月20日。自2012年以來，她一直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並在該研究所的網址發表了至少六篇科學論文。自2019年底以來，她消失了，她的照片和個人資料已從學院的網站（以及她的個人網站）中刪除。”
這份104頁的研究報告認為，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領導的研究小組不僅蒐集自然產生的冠狀病毒，而且還操縱它們，以使它們對人類更具傳染性和危險性。這項所謂的“功能獲得性”研究在相關專業雜誌上發表。
這項研究報告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存在嚴重的安全缺陷。在大流行爆發前兩年，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官員多次訪問武漢市一個中國研究機構，並向華盛頓發出了兩次有關實驗室安全措施不足的正式警告，實驗室在研究蝙蝠冠狀病毒及其潛在的人類傳播方面存在著新的類似於SARS大流行的風險。
中國央視2017年12月播出的有關石正麗實驗室在雲南收集蝙蝠病毒樣本的紀錄片說，“儘管戴著手套，被蝙蝠咬傷的風險依然存在。”片中一位研究員說，“透過手套就可以把你的手咬到，就跟扎針一樣”。
研究報告揭示，中國從疫情一開始就試圖掩蓋真相。在感染和死亡人數上造假。騰訊在《疫情實時追踪》中曾無意中發布了真實數字，2月1日23點39分的數字是，全國確診病例154023，死亡24589；但2月2日16點的數字卻變成了全國確診14446，死亡人數304。
報告說，中國在大流行初期，非官方和官方診斷的感染和死亡人數發生偏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官方新冠病例”的奇怪定義。財新網2月5日報導，國家衛健委專家規定，陽性診斷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要有發燒症狀，全基因測序，這三條都達到才能確診。“尤其是第三條，非常苛刻，實際上極少有人能去做基因組測序，” 報導說。
拉瑟姆：實驗室逃逸假說不應被當“陰謀論”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2020年5月3日說，“大量證據”顯示新冠病毒來自中國的實驗室。今年2月23日，蓬佩奧和他的前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聯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中國的疏忽讓世界付出高昂代價：北京痴迷於病毒，但不關心生物安全》。
余茂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2003年的SARS大流行後，中共“搞大躍進的勁頭又來了，”“中國有250多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分佈在八大學科領域，生化實驗室就佔了40%，”。
“中國科學家在10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已經發現了將近2000種新病毒。而全世界花了200年才達到了這麼多。” 他引用中國科技協會和中國科學院的數據說。
余茂春表示，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安全和管理驗證存在隱患。“被官媒吹捧為生物安全級別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權研究劇毒和最危險的病毒和病原體。但武漢病毒研究所居然沒能被評上前20名的'優秀類實驗室'。
“現在已經有了可靠且可測試的實驗室逃逸假說，這項任務可能變得容易得多了。”生物科學資源項目創辦人拉瑟姆說。“因此，現在是重新呼籲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獨立和透明調查的適當時機。”
他表示，科學建制派把病毒從實驗室逃逸的假設標記為“謠言”、“未經驗證的理論”和“陰謀論”。通過採取這種立場，科學建制機構已經發出了明確的信息，即認真對待實驗室逃逸可能性的科學家正在危及他們的職業生涯。”
拉瑟姆呼籲，新聞記者應調查其中的一些利益衝突，“這些利益衝突使科學家和研究機構無法正確調查實驗室病毒逃逸的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