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中國之外，疫情期間，利用數字技術跟踪病毒接觸者的國家並不少見。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7月底的一份報告，全球當時已經有差不多50個國家採用了不同形式的數字追踪，包括民主國家在內。
歐美監控強調自願
隨著疫情的發展，英、美、德、法等歐美國家也陸續推出疫情追踪軟件，不過，與中國和一些東亞國家不同，這些軟件都不是強制性的，公民可以自願安裝使用。
以美國為例，從5月開始，蘋果和谷歌兩大科技公司就已經開發出追踪系統，但由於對隱私權的擔憂，到接近年底時，美國陸續才有20多個州啟用了這款追踪系統。
系統主要運用現有藍牙技術接受資訊並進行儲存。如果手機用戶發現確診，可以從記錄中找出曾經接觸過的人，並匿名上傳資料通知他人。如果用戶不想被追踪，可以隨時刪除手機程序。另外，用戶的個人資料不會被儲存到中央資料庫，所以，除非用戶自願，否則即便是國家衛生部門也無法獲得相關的資料。
馬里蘭是目前推出電子追踪系統的美國24個州之一。馬里蘭州衛生部負責疫情追踪的首席公共衛生專家凱瑟琳·弗爾德曼（Katherine Feldman）告訴美國之音，自11月10日推出馬里蘭新冠疫情警報系統（MD-COVID-Alert）以來，截止12月21日，馬里蘭大約有134萬多人自動選擇啟動和安裝了疫情警報程序，佔馬里蘭人口的22%。大約7000名確診患者也通過該系統分享了他們的資料。
弗爾德曼承認通過數字技術追踪接觸者確實比傳統憑藉人力的接觸追踪更高效，但是如果患者不願意在手機上分享自己的病例，政府也不能強求。
她說： “如果被測試到陽性患者不願意通過手機提醒他人，政府什麼也會做什麼。”
不過，弗爾德曼聽起來並不失望。她強調數字追踪只是傳統手段的補充而已。
牛津大學於5月8日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一個區域內，只有60%的用戶都使用該APP，才能有效地追踪病毒的傳播路徑。但是，美國華盛頓州最近的一份報告說，只要下載程序的用戶量達到15%，聯合傳統手段，就可以將感染率下降11%。單憑15%的下載量，也會有助於疫情的降低。
美國其他安裝了追踪程序的州，與馬里蘭的情況類似。
生命與隱私的艱難抉擇
艾爾伯特·福克斯·卡恩（Albert Fox Cahn）是總部設在紐約的非贏利組織監控技術監督項目（Surveillance Technology Oversight Project）總幹事，該組織反對大規模的監控技術的使用。他告訴美國之音，這款基於藍牙的技術確實為隱私提供了另外一層的保護，但是，還是會讓一些人擔憂。
他說： “如果某個應用程序確實可以挽救生命，我會自己安裝。但這也只是因為我的特權（ 沒有任何犯罪記錄）。對於我的許多客戶，尤其是那些涉及刑事案件或是非法移民來說，隱私權衡可能會大不相同。”
他進一步解釋說：“接觸者追踪應用程序可以會暴露我們生活中最私密的地方，包括我們實踐信仰的方式、政治活動、生殖保健甚至戀愛伴侶等所有方面。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希望保留（不被別人所知的）的生活方面。隱私保護著我們按自己的意願生活的能力，而不僅僅是我們希望被全世界看到的生活。”
民眾的使用的滲透率和活躍度不高也是許多歐洲國家正在面臨的困境。歐盟2018年通過的“最嚴”的個人隱私保護法案《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更是歐洲各國政府實施數據追踪的障礙。與美國的程序一樣，歐盟許多國家程序的所有數據被加密保存在用戶手機上。除非得到用戶的同意，政府機構無法獲得信息。
但即便是這樣，大部分歐洲人也不願意下載追踪軟件。
今年6月，德國政府推出一款旨在讓民眾分享檢測結果、提供追踪的手機軟件“新冠警報”（Corona-Warn），結果推行3個月後發現“沒什麼人用”。截至9月中旬，該程序在德國下載量超過1800萬次，但僅有75萬人分享了他們的檢測結果，佔總人口的9%。
可能是因為受過專制獨裁統治，德國的隱私保護法在全球最為嚴苛。德國衛生部長延斯·施潘（Jens Spahn）曾建議考慮借鑒韓國的方式，授權官員用手機數據來調查病毒傳播鏈，但是相關的法案遭到批評，最終被擱置。
法國推出的第一個防疫追踪軟件“阻止病毒“（StopCovid）命運也類似。法國政府的報告說，跟踪應用上線的20天內，下載量為僅為190萬人，低於全國人口的3%，一共只有14 人收到過新冠警報。
英國的情況好一些。英國9月24日推出追踪軟件，到10月2日，英國衛生部才宣佈軟件下載量終於突破1400萬次，英國的人口是6600多萬。
德國、英國現在疫情惡化。在德國面臨第二次封城的時候，德國有民眾對政府“機械強調個人數據隱私”的做法提出疑議。德國之聲”記者阿斯特麗德·普蘭格（Astrid Prange）12月20日發表評論說，“疫情中保護生命比保護數據更重要！ ” 她在評論中呼籲德國政府效仿亞洲的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她沒有提中國。
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抗疫模式
在亞洲， 韓國、新加坡、台灣都在用數字技術追踪可能的病毒接觸者，很多措施也是強制性的。這三個國家的成功常常被用作反證，用來反駁中共所說的只有中共才是領導抗疫的榜樣。
不過，與中國的“健康碼”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技術主要用來進行接觸追踪，並不限制一般民眾的出行。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今年8月的一份報告在對全球的數字監控模式做了比較後發現，中國病毒追踪的手段“最極端，是在所有公民進行監控的基礎上進行的。” 在談到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疫情監控時，文章說，這些政府也盡可能照顧民主價值。
除了高效檢測之外，數字化監控被認為是韓國最有效的“抗疫”武器之一。今年2月，韓國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啟動紅色預警後，依據2015年為應對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修訂的法規，授權衛生官員使用安全攝像頭、信用卡記錄、甚至汽車和手機的GPS數據來追踪病人的行動。
政府在官方網站公佈已確認病例的行踪，方便居民查詢密切接觸的情況。政府在披露確診者時隱去姓名只用代號，只顯示他們的性別和年齡範圍，避免透露更多的個人信息。
另外，韓國政府要求進行自我隔離的人必須下載“居家隔離安全防護”程序，如果病人冒險脫離隔離狀態，它會向官員發出警報。
疫情早期，台灣要求所有進入台灣的旅客實施14天隔離，並對隔離者建立“電子圍籬智慧監控系統 （Digital Fence）”。政府利用手機定位掌握民眾行踪，如居家隔離者擅離處所，系統便會同步傳送“告警簡訊”給當事人、警察等相關單位，以確實掌握相關人員行踪。但是，台灣警方只會得到被傳送的電話號碼，並無其他資料。
台灣政府拒絕使用人臉識別系統。台灣也研發了藍牙疫情追踪程序，但是政府表示，只要疫情可控，就不會使用這樣的程序。
新加坡應該是最早開發和推廣用藍牙信號自動監測身邊疫情應用程序的國家。新加坡在3月20日開發了一款名為“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的應用程序，在谷歌和蘋果公司聯手推出藍牙接觸追踪之前。後來政府又發放了“合力追踪”攜手防疫器（TraceTogether Token）。
“合力追踪”程序和便攜器的工作原理與歐美的藍牙追踪類似，只是新加坡會將用戶數據儲存在一個中心數據庫裡。如果有人被確診，新加坡衛生部將訪問該數據並得以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不過，必須得到用戶的同意。在程序推出後，新加坡政府一再強調，個人信心不會洩露。
後疫情時代，監控是否還會繼續？
雖然如此，人權組織還是對全球日益擴張的數字監控表示了擔憂。早在四月份，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組織、Access Now、隱私國際和其他103個組織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各國政府在利用數字監控技術對抗新冠病毒疫情時應尊重人權。
這些人權組織說，數字科技有可能幫助對抗疫情、保護民眾安全，但是，前提是各國政府在運用這些工具時必須遵循人權準則。人權組織提出了政府監控需要滿足的八個條件，包括對監控設有期間限制，持續時間以防治疫情具有必要性為限；以及範圍與用途應有限制，僅限用於應對疫情以及確保收集到的一切個人數據受到充分保護等。
紐約監控技術監督項目的卡恩在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他擔心政府習慣於監控後，很難放棄已有的監控手段。他指出，美國911恐怖襲擊後採取的一些監控手段到目前還在使用中。
有調查顯示，面臨生命安全時，更多的人選擇容忍監控。卡恩說，“當我們允許大規模監視時，它會侵蝕開放，多元化和民主社會的最基本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