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密切關注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律師團隊志願組成的“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不久前宣佈為武漢肺炎患者及其家屬維護自身權益提供法律幫助之後，星期天(3月22日)再添新內容，為索賠加碼。這個團隊稱，決定擴大援助範圍，為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侵權的典型案例提供免費法律支持。
“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在3月22日公佈的聲明中指出，武漢肺炎疫情是無妄之災，是大約60年前大饑荒的最新翻版；是政府粉飾太平、漠視人命、權力潰敗、官員懈怠、輿論禁聲的結果。
該顧問團還說，根據他們的觀察，中國新冠病毒爆發期間，公民權益受到侵害的現象，不僅僅存在於患者及其家屬這個群體之中，事實上，由醫療、行政和執法等層面給所有公民造成的精神、身體和物資的傷害無處不在。
這些不容忽視的侵權包括：未享受免費診療服務且未獲退費者；因封鎖、限行受到傷害或行政、刑事處罰者；被強制隔離收費和因被強制隔離或勸返而蒙受了損失者；由於醫療資源緊張而無法及時獲得醫治者；被以防疫之名過度執法和粗暴執法者，等等。
該顧問團建議，中國官方應對所有侵權都予以賠償，包括補償病患和死亡者的家屬、父母雙亡於疫情的未成年人，等等。而且，免費醫療和撫卹措施應適用於全國。
“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合作夥伴楊占青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有三個人出面回應，其中有一名武漢受害者有意索賠。這名受害者的母親感染新冠病毒病逝；由於對她的檢測最初呈陰性，後來即便病情已經十分嚴重卻得不到醫治；直至死亡前也沒有檢測出陽性。這是否是醫院的責任還有待進一步取證。期間，受害人也有過開車帶著母親到處隔離的痛苦經歷。這個情況應該也反應武漢官方最早想隱瞞疫情的立場，這才導致大眾對身邊疫情不知情。我們現在要求原告回憶，母親是否被邀請參加萬人宴或者其他社區活動。如果政府明知有疫情卻仍然誤導民眾參加高風險的集體活動，便是難辭其咎。
楊占青說：“律師團更多是顧問團，背後提供法律支持。他們已經寫出了好幾篇文章，詳細列舉為什麼政府有責任，為什麼要索賠，為什麼要政府提供免費診療服務，等等，就是在法律層面給民眾公共教育，相當於普法。律師團律師不會出面代理，因為在中國的情況下沒辦法出面。當事人找律師，我們幫助籌措律師費。”
“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成員陳建剛律師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這個顧問團非常了解，即便詳細指出疫情期間政府和執法部門的種種違規行為，同時也提出具體的訴求，但是，這並不一定能夠起到實質的作用；更大程度上這也許只是一個像徵性舉動，至少向世人列舉出中國統治者的治理無方、管理無序。
陳建剛說：“律師、異議人士、抗爭者，目前在政治高壓和大恐怖時代，普遍對司法完全絕望。通過司法他們不僅得不到公平、正義和補償，而且很可能得到政治犯的罪名，給個人和家人帶來迫害。所以，國內那麼多被政府濫權而受到損失的人完全絕望，以至於沒有誰有任何信心通過訴訟和法律行動來保護自己的權利。”
“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的合作夥伴楊占青則表示，儘管環境惡劣，但是，還總有人願意付出維權的代價。他說：“有懲罰的可能，但還是有人願意站出來，他們不願意放棄反抗。受害者很多，索賠的很少，但還是有。三鹿奶粉家長被威脅、利誘和勸阻，但仍然堅持下來。儘管領頭的家長趙連海受到監控數年，但是大部分家長得到了一定的賠償，因為有關方面成立了賠償基金。記得死亡賠償10萬，傷者是數千元。不多但至少取得了一部分維權成果。中國環境下不可能維權沒代價，要看原告願不願意付出代價，願不願意反抗，都是自願維權。”
陳建剛告訴美國之音，中國的維權律師面臨巨大的風險。他說：“我本身有過律師工作的背景，而且現在在海外，是自由、安全的。所以，我可以在這個團裡扮演發言人的角色，而且可以對外公開自己的電話和名字。在國內的人都不能公開這些信息。而且，我知道，現在又在全國大面積約談律師，好像還有一個'三不能六不准'的規定。總之，律師的枷鎖越來越重，對律師的封口越來越嚴。尤其對疫情是不能談、不能討論。甚至律師之間不能交朋友，不能吃飯，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在一份意見書中說，“2019年中國的稅收總額接近15.8 萬億人民幣，超過除美國、日本、德國、印度、法國、英國以外，任何一個國家的GDP總額。長期以來，由稅收形成的財政收入被揮霍於舉世無雙的行政支出和反人性、對人民實行內戰的維穩支出，浪費於給予外國留學生的超國民待遇，浪費於對朝鮮、俄羅斯、伊朗等的支持，以及對非洲、南美、東南亞眾多政府的所謂援助，浪費於興辦大量毫無意義的奢靡國際會議和國際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