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中國官方的新華社播出了一段微視頻，題為“和合共生、命運同舟”。視頻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理念，“回答時代之問”；“照亮未來之路”；並“彰顯中國之智”。
隨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75屆聯大會議上再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短語再次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媒體的報導中。
新華社的視頻還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曾四次被納入聯合國的相關決議，甚至這個理念也被2018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採納。視頻想以此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斷贏得世界的共鳴”。
“人類命運共同體”遭“五眼”聯盟和印度反對
然而，新華社的報導沒有提及的是，在本屆聯大9月21日通過的《紀念聯合國成立75週年宣言》中，由於幾個國家的反對，最初出現在決議草案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最後的版本中被替換。
6月底， “五眼聯盟”的五個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一起反對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決議，因為這個短語是“中共語言”。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將這個短語修改為“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共同未來”。
孫韻是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她告訴美國之音，“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次被拒顯示，西方對中國愈來愈警覺。
她說： “過去幾年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被納入聯合國的決議，有一個成分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在擴大，這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關注。中國在未來再想把自己的一些理念，把它塑造一個全球都接受的理念，這個難度會愈來愈大。”
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遭遇阻力，中國在聯合國的其他行為，例如，試圖重新定義聯合國的人權概念，以及爭奪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的領導權的努力，最近遭到愈來愈多的“頂回”。
中國學者王義桅人類命運共同體沒有得到更多的認同是因為中國沒有跟世界解釋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塞進去， 聯合國通過”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初是習近平2013年提出。後來，他在眾多中國國內和國際場合一次次提出了這個理念，並將此標榜為中國為世界未來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中國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開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習近平後來也頻頻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來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他還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諧萬邦的天下觀”。
但是，對西方學者來說，中國“天下觀”，不過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秩序，以實現中國傳統的等級秩序和霸權穩定而已。
“人類命運共同體”--朝貢體制和等級秩序
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納德吉·羅蘭（Nadege Rolland）9月23日在國家亞洲局舉辦的一場“中國眼中的世界秩序，理論和實踐”的視頻會議上說： “當（中國的）這些知識分子思考中國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時，他們似乎拒絕了西方模式，轉而回到中國過去的經驗，試圖從中國過去的經驗，從'天下'和'朝貢'體系中得到靈感。'天下'指的是'世間萬物'，'朝貢'體系則是中國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作為東亞的主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方式。”
羅蘭又說，中國設想的這個新秩序當然不是對朝貢體系的完全複製，在中共的體系中，還有列寧主義的成分。
羅蘭和同事們用兩年的時間，試圖弄清楚中國眼中的新秩序到底是什麼，最後，他們得出了上述的結論。
9月23日的這次研討會也是羅蘭和同事的報告的發布會。羅蘭說，中國目前並不企圖馬上推翻現行世界秩序，或者是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自己的影響力。中國目前主要試圖在發展中國家，即所謂的“全球南南”國家尋求建立影響力。 “一帶一路”則是實現這樣的秩序的重要工具。
她說：這（一帶一路）是中國對世界願景的支柱。一方面，這個願景還非常抽象，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是中國實現這一願景的具體方式。因此，這是實現此目標的重要工具”。
中國政府對此其實也毫不諱言。他們說：“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
但是，羅蘭說，中國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這種等級制的，非對稱的關係讓她禁不住聯想到“朝貢”體制。
她說：“中國是最大的、最強、也是最有力量的國家，其他國家則是較小和較弱的國家，它們圍繞著中國運轉。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過征服、軍事佔領、變更領導人或是派代理人去這些國家或是地區來進行的。它是鬆散的，是一種寬鬆的控制，主要是通過這種權力的不對稱，以及中國自身的經濟影響力與小國之間的依存關係來進行的。對我而言，這是中華帝國與附庸國之間互動的21世紀的翻版。”
她說，過去，那些附庸國的領導人通過與中國皇帝的關係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合法性，而現在，一些威權國家政府也是通過它們與中國的關係來尋求自己的合法性，讓自己不被國際社會孤立。她說，柬埔寨與中國的關係正是這樣的。
不過，羅蘭在報告中寫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華麗言辭的背後，是中國按耐不住的想要行使不受挑戰的權力的渴望。這實質上意味著削弱和取代美國霸權，並最終用中共自己的霸權來取代美國霸權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自由主義和民主價值觀”。
史汀生中心的孫韻認為，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大同”和“世界和諧”等理念植根於等級森嚴的儒家文化。
她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這樣闡述儒家的等級觀念。 “儘管強調道德與和諧，儒家文化更在意的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森嚴等級。在中國有關世界秩序的理念中，和諧並不是源自平等，而是根據參與者的物質和道德能力而指定的並得到良好執行的等級角色和責任。和諧能夠達到是因為每一個參與者安守自己指定的本分，而不去尋求挑戰秩序。 ”
“大國風範”、“大國擔當”和“天朝上國”
孫韻認為，中國現在外交語彙中的“大國風範、大國引領、大國擔當”的說法和心態其實與中國歷史上最高光的漢唐時期，中國人的“天朝上國”的心態並無不同，顯示了自己在文化和文明上的優越感。
她說：“我是一個中央大國，其他都是蠻夷。我要通過我中央大國的風範，通過我的能力，來幫助這些蠻夷的地區實現智化，實現對他們的教化，把他們都教育成像我們一樣的文明人。這在中國幾千年的基因裡是存在的。”
她說，這樣的基因很難不影響到中國現代的外交關係，即中國並不習慣以一種平等和商量的心態來跟周邊國家打交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2010年的一番“大國、小國”的言論就是例證。當年，他在東盟會議上對亞洲其他國家發出警告說：“中國是大國，你們是小國，這是事實。”
何天睦（Timothy Heath）是美國蘭德公司國防問題高級研究員，他說，雖然中國一直強調，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和強弱一律平等，但是中國真正希望建立的是小國對中國強烈的依賴關係，這樣中國可以對小國予取予求。他覺得，因為現代體系裡不再有附庸國和藩屬國，中國與小國的關係更像“恩人”（patronizer） 和客戶 (client)。
他說：“這是一種互惠的關係，但是存在低賤和高貴的分別，是非常具有等級性的…”
何天睦說，中國說，“大國擔當”、“大國責任”不僅表示中國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擔負更多的領導責任，這也等同於中國希望有更多的影響力，有更多的力量來決定全球未來如何運作。
他說，中國告訴台灣，沒有海峽中線就體現了這樣的心態。何天睦說，塔吉克斯坦一名官員曾經告訴他自己與中國官員打交道的經歷。
何天睦援引那個官員的話說：“你知道嗎，他們不是在問我們是否有興趣加入一帶一路？ …他們（中國人）走到塔吉克斯坦人面前，向他們展示了一張'一帶一路'的地圖，展示'一帶一路'在塔吉克斯坦所經歷的路線。 他們甚至都不問塔吉克斯坦人，是否願意加入一帶一路？他們認定，塔吉克斯坦人一定會同意的。”
中國的“天下觀”--中國式的霸權穩定
孫韻還認為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與西方的霸權穩定理論其實沒有什麼大的不同。
“霸權穩定”理論指的是，當世界存在一個單極霸權，而這個單極霸權又願意通過自己的國力和影響力來執行一套滿足於霸權需要的國際關係體系和國際秩序時，這個體系和秩序就是穩定的。這個體系只有在霸權衰落、抑或霸權沒有意願維繫或者霸權遭到新霸權的挑戰時，才會不穩定。
而中國的“天下觀”設想的一個以強大的、道德上仁慈的國家或是文明為中心，或是由其主導的世界。在中國說來，就是建立一個“中央王國”。這個“中央王國”有能力又有意願通過外交、威懾或是勸說的手段來抵禦或是擊敗挑戰來維持這個等級秩序以及和諧體系。
孫韻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會被西方接受還因為這個理念並沒有解決現行國際關係體系中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不同利益的矛盾。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的辦法隱藏了或是掩蓋了中方獲益和其他國家獲益不平等的問題。
“一帶一路”引發爭議就是很好的例子。愈來愈多的國家擔心，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他們是否損害了自己的主權完整和並將自己國家的金融安全置於風險之中。
孫韻還認為，中國最近對新疆和香港的政策讓西方更無法接受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