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網信辦、公安部日前約談11家國內互聯網企業，給類似於Clubhouse的語音社交軟件和涉“深度偽造”技術的應用進行“安全評估”。中共官媒新華社稱，這是在給中國互聯網新技術和新應用提前劃“紅線”。
疫情期間上線的即時性音頻社交軟件Clubhouse一時間風靡全球， 它用其暢所欲言的開放式房間及高質量音頻聊天瘋狂吸粉。不出所料，在中國市場經歷短暫的輝煌後Clubhouse於2月初被中國當局封禁。
就新穎程度來講，Clubhouse可能確實無法有效吸引中國用戶，中國國產的即時式社媒軟件十年前就已在中國國內市場上線，但一直以來不溫不火。
現如今依舊可以看到中國手機App商店貨架上的Soul、遞爪、米聊、交往、荔枝等一系列與Clubhouse性質相近的中國軟件，其中一些甚至早在2011年就已經出現。
中國當局此次約談行動足以證明，中國互聯網企業正在尋求借助Clubhouse的東風，對自家原有類似軟件“炒冷飯”或者推出“抄襲新品”，趁著Clubhouse剛被趕出中國市場的餘熱再撈一筆。
從文字到音頻再到視頻，社交媒體產品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在諾大的中國市場演變成了商業氣息濃厚、低俗文化傳播的撈錢工具。
反觀Clubhouse，它的純粹其實本是社媒軟件開發的初衷，即真實、傳播、溝通與交流，但本該有的這種純粹似乎成為了中國用戶追捧它的原因，這不免讓人唏噓。
純社交平台Clubhouse
免費下載使用的Clubhouse上線僅僅10個月便成為了估價超10億美元的互聯網獨角獸，甚至用戶入駐軟件的“門票”炒到數百美元。
Clubhouse的火爆直接推動其背後的實時音視頻服務商聲網Agora股價飆升40%，甚至間接推動同樣使用聲網服務的中國音頻社交平台荔枝股價飆漲41.37%。
Clubhouse短時間內爆紅的直接原因顯然是其暢所欲言的公共聊天機制，這個自由分享的純粹平台能為各年齡段的用戶提供對胃口的服務。
美國中西部某高校商學院蔣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作為Clubhouse的首批用戶，給他感受最深的是Clubhouse是一個輕鬆、自由、且專業性較強的純交流平台。
他說：“從我個人的使用體驗上有兩點比較吸引我，第一是我會比較關註一些政治方面、文化交流方面的主題，我個人進過的房間有包括兩岸三地交流、對國內外生活和政治環境的分析和討論。第二點比較吸引我的就是類似好多年前知乎火爆的原因，在Clubhouse裡面的主講人，他們的專業性普遍要比其他社媒的用戶更專業一點，而且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去分析問題。”
同時蔣教授認為，Clubhouse的用戶界面十分簡潔，進入聊天室的方式相比國產同類型軟件更加快捷方便，並且在房間中的發言自由度極高，可以各抒己見。
在美國西海岸的軟件工程師Jeremy也是Clubhouse的早期用戶，他在這個新興社媒上也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房間。
他說：“（我）感興趣的房間比如說聊創業的，一些成功創業的人他來講（經歷），有一些正在創業的人去問問題，通過這個（房間）確實能學到很多東西，也能更直接的了解，而不是通過網上的新聞、錄像什麼的，就跟面對面聊天兒那種感覺一樣，直接聽到他們的對話，這種感受還是挺不錯的。”
但作為工程師的Jeremy也給出了對於Clubhouse比較專業的評價，他認為這款軟件沒有寫入搜索與分類的機制，無法直接搜索感興趣的話題讓他非常苦惱，他分析這將會是Clubhouse逐漸熱氣衰減的主要原因。
他說：“一開始上來很不習慣，不知道怎麼用，什麼都不知道怎麼邀請好友，後來發現其實它這個軟件做的不是很完善，不是說它有多新穎，它完全沒有搜索房間、分類的功能，以及它有些操作不符合現在一些主流軟件的習慣，這應該是它一個缺陷吧，說實話還是有些簡陋的如果從軟件方面分析。”
明星帶貨與飢餓營銷
世界互聯網頂流、特斯拉和SpaceX的CEO埃隆·馬斯克（Elon Musk）2月1日發布推特稱將在Clubhouse開啟語音房間與網友交流。
跟你“坐”在一個房間的還可以是Facebook臉書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創新工廠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開復等等。
據悉，Clubhouse背後的投資人是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同時也是馬斯克的商業合作夥伴。2月1日一同與馬斯克出現在Clubhouse討論房間的還有該基金會的合夥人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
眾星捧月讓Clubhouse一夜間成了紅極全球的現象級社媒軟件，但除了明星帶貨，Clubhouse的營銷策略更是進一步點燃網民的獵奇心理。
“有邀請碼嗎？”成了朋友之間打招呼的新方式，因為Clubhouse只允許邀請進入，並且每個新用戶只能得到兩個邀請碼，這種邀請機制給熊熊燃燒的烈火又添了一把乾柴。
蔣教授說：“首先基於市場的角度，我覺得Clubhouse抓準了兩點，第一個是明星效應，他的火爆源於埃隆·馬斯克的轉發和分享，以及後續一些明星的使用和在（其他）社交媒體的分享。第二個原因是在市場營銷方面他用到了一個飢餓營銷的方式，Clubhouse會員的註冊途徑是僅通過邀請分享，所以就會造成很多客戶的好奇心驅使，來促使他們入駐Clubhouse。”
在美留學生Jason也是這個平台200萬用戶中的一員，他認為這種交流模式就像是親臨某個研討會現場，可以與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和行業大佬面對面聊天。
他說：“我覺得首先是它提供一個平台給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根據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創立一個房間，然後跟全世界各個地方的人進行一個交流，其次還有很多行業內的領軍人物也會加入到這些討論當中，所以給一些普通人一個跟這些領軍人物交流的機會。”
封禁只因為不准暢所欲言？
2月8日，已經入駐Clubhouse的中國用戶紛紛在用戶界面收到“錯誤”提醒，之後便無法進入或顯示房間內容，同時使用中國國內手機號也無法進行新用戶的註冊。緊接著，Clubhouse這一單詞在中國各大社交媒體上被屏蔽，官方回答則是涉嫌違規。
這意味Clubhouse這款新興社媒軟件在中國市場結束了短暫的火爆，不斷湧現的“兩岸三地”、“新疆拘留營”、“香港反送中”、“六四事件”討論房間讓中國政府感到危機，當局決定將其踹出牆外，現在中國國內用戶只能通過VPN翻牆登錄。
Jason同學與大部分中國國內用戶的想法一致，他們認為Clubhouse在內地被封殺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對於國內言論自由的控制極為嚴格，而Clubhouse作為外國軟件中國政府也並沒對其進行監控的能力，所以乾脆就直接封殺了。
他說：“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還是中國政府對於言論的管制的問題，因為這個軟件不受中國政府的監控，會有對中國政府不利的言論從外界傳到國內去，同時國內政府也不希望國內的一些反對的言論向國外進行傳播，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因為這個把這個軟件進行一個封殺。”
而蔣教授認為，當局選擇封禁Clubhouse不僅僅是因為用戶可以隨意探討中國國內敏感話題，還有跡象顯示這款新興社媒軟件可能會威脅到中國國內市場以及一些企業的利益。
他說：“我覺得根本原因有兩點，第一個從政治層面上來講，Clubhouse的自由度比較高，討論的話題也相對比較寬泛，所以中國政府對於網絡媒體的一個防控舉措，對Clubhouse進行了限制。第二點是因為它影響到了中國社媒市場的份額，因為它對比中國社媒的現狀來看是比較獨樹一幟的軟件，它的運作模式和資本模式跟現有的中國語音聊天軟件比如YY等有很大的區別，在中國來說大部分的社媒其實都是有大的資本集團或者說機構來控制，(Clubhouse)影響了現有的商業模式。”
貧瘠的社媒市場？還是貧瘠的高質有效社媒？
目前中國的文化傳播以流量至上，在飛速發展的經濟下，人們開始疲倦於欣賞文字的優雅而選擇更加直接的語音和視頻，但文化傳播語音化和視頻化帶來的暢快也注定以損失交流與溝通為代價。
Clubhouse正是抓住了人們意識到並想要回歸的契機，所以與其說它是新興的互聯網獨角獸，不如把它看成是文化交流的回歸。
有人說，Clubhouse的火爆證明了中國社媒市場的貧瘠。其實不然，中國國內文化傳播貧瘠的是高質量社交和有效社交。
2016年上線的中國社媒Soul推出時以主打靈魂社交受到超過1億用戶的追捧，但現在則淪為無腦安利產品、色情低俗傳播的商業工具。
2019年推出的、與Clubhouse內容十分相似的社媒軟件遞爪倒是一直保持這股清流，但據悉該軟件自上線以來的下載量只有14萬次，與Clubhouse單週近400萬的下載量有天壤之別。
中國社媒商業化嚴重，從開發者到用戶無不鑽研如何牟利而非交流與傳承，烏煙瘴氣的社交環境讓人們忘記了軟件居然還可以傳播文化，再加上當局更加希望社媒給民眾搭建娛樂平台而非討論平台，以至於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
蔣教授對此表示：“我覺得可能還是基於國情的原因，中國政府對現有社媒市場的政策更偏向於娛樂化或者說更民生的一個方向，而非文化或者政治層面的交流，Clubhouse的火爆多多少少會在某種程度上對現有社媒市場造成一定的衝擊，也會改善現有社媒市場的資本運作方式，中國社媒市場還是以直播、打賞、帶貨為主，驅動了一系列的資金鍊，而像Clubhouse一類的社媒它更多的是基於用戶自主的興趣而就某一主題進行的自由討論。”
Jason同學也表示中國國內近些年一些低俗的文化比較盛行，所以導致中國一些社交媒體逐步向低俗靠攏。
曾經有心理學家分析指出，陌生人之間的社交驅動分別是荷爾蒙驅動、利益驅動、求助驅動和孤獨驅動。
中國本土社交媒體軟件不願再做文化傳播與交流的媒介，而轉變為承載低級與銅臭的載體，互相廝殺和爭奪給了Clubhouse“可乘之機”，這也許才是它火爆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