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記者會上宣布美國建立“清潔網絡”（Clean Network）的五大措施，並點名包括華為、中國移動、百度在內的7家中國科技公司，禁止更多來自中國的應用程序，進一步限制中國公司進入美國的雲端系統。同時，微軟還在同字節跳動談判購買美國版抖音，美國圍堵TikTok正在進行中。
網絡審查是對自由社會的威脅
美國為什麼會對中國的這幾家科技公司進行封殺圍堵呢？
George Shen 是一位入籍美國多年的華人，IBM合夥人，同時也是一位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專家。去年三月的時候，他的一個微信賬號突然被封。“之前我也聽說過被封，以為只是發生在那些在中國大陸人權律師、民運人士、公共知識分子身上，覺得事情離我很遠。”然後，發現自己賬號無緣無故被封之後，George非常震驚，去騰訊申訴，卻毫無理由。無奈，他又用手機號碼申請了兩個賬號，沒多久，兩個賬號又都被封，這一次，他知道原因：“我在中學同學群裡發了幾張香港紀念六四的照片。我只是發照片，沒有說任何話，沒有說是對是錯，結果兩個都被封了。”一個星期後，這兩個賬號又復活了，但第一個賬號始終被關在小黑屋，發言只有海外賬號可見，國內朋友看不見。
對於自己的遭遇，作為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專家，George感到非常不安，為此，去年3月24日，他在白宮請願網站上發起簽名活動，要求“騰訊必須在北美停止非法審查否則將面臨制裁”（Tencent must stop illegal censorship in north America or face sanctions!），並寫下長文《騰訊——開放社會的威脅》。之後，他又給他所在州麻省參議員Ed Markey (MA)和Elizabeth Warren (MA)，和國會議員Joseph Kennedy III，以及佛羅里達州的參議員Marco Rubio和Rick Scott寫信，提醒他們警惕騰訊在美國的審查與監控。
因此，在George看來，美國淨網行動最主要原因就是出於美國國家安全的考慮。作為信息專家，他指出一是數據的收集，像騰訊、TikTok，以及中國這些科技公司有很多的數據，如果總部在中國的話，就會不得不遵守中國的法律，就要給共產黨管控，提交收集用戶的個人數據及言論，這就會和美國自由社會的理念相衝突；另一方面是審查和對人的監控，像騰訊這樣的公司，會把中國政府的那一套法律法規、那一套做法帶到國際上來，這就會產生矛盾。因此, 在George看來，中國公司在走向國際同時這些做法對國際社會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不僅是對個人隱私和自由的任意侵犯，也可能通過算法和控制言論並打壓異己等措施左右美國的政治，比如美國的大選。所以他認為，美國這麼做不僅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
中國社媒軟件是盜取個人信息的幫兇
自美國開始封堵Tiktok之後，越來越多的專家指出，這並不是一個正常的軟件，它其實就是一個盜取個人信息的工具。據華爾街日報報導，TikTok可以利用手機用戶幾乎所有的個人信息：位置數據、互聯網地址，跟踪你用來訪問其平台的設備類型，存儲的瀏覽和搜索歷史記錄以及應用程序上與他人交換的消息的內容。此外還會獲取手機用戶的電話和社交網絡聯繫人，GPS位置以及年齡、電話號碼等等個人信息，發布的任何照片視頻等內容，記錄的存儲付款信息，跟踪點擊的視頻等等。雖然TikTok將美國用戶的數據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服務器上，但卻允許母公司字節跳動或其他分支機構共享數據信息。因此，Reddit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霍夫曼就曾提醒道，TikTok所使用的“指紋技術”令人恐懼，並將其標記為“間諜軟件”。
實際上，因為盜取個人信息，TikTok正面對一起青少年集體訴訟。據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報導，在加利福尼亞州和伊利諾伊州，過去一年約有超過20名青少年用戶以相似的理由起訴TikTok，近日這些案件合併為集體訴訟案。7月28日，伊利諾伊州的一家法院開始審理、裁決該案。起訴書中指控TikTok偷竊的信息包括TikTok用戶的精確地理位置、甚至還可能包括用戶的心理及生理健康狀況、宗教信仰、及性取向。該律師團隊將TikTok的數據竊取行為稱為“秘密偷竊”（covert theft)，並指出TikTok通過“混淆源代碼”來隱藏他們的信息竊取行徑。
蓬佩奧宣布的五項淨網行動的措施，也正是針對“不信任”的中國公司和“不信任”的軟件，並明確點名TikTok和微信。他說：“由於母公司位於中國，像TikTok、WeChat (微信) 和其它應用軟件，對美國公民個人數據的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更不用說充當中共內容審查的工具了。”
有識之士也指出，這次淨網行動的7家中國科技公司或多或少都與中共有聯繫，有著軍方背景或是官方背景。一位為中國企業負責外貿生意的在美商人Freeman Chang對美國之音說：我也為中國企業工作，所以非常明白一點：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企業，包括私營的，可以拒絕或者抵抗中國政府（黨）的要求，因為你的身家性命都在黨的手上；所以任何有能力對美歐的安全造成威脅的中國企業及其產品，都構成了這些國家的安全隱患。
“淨網行動”一箭三雕
Freeman Chang指出，簡析一下美方近期對TikTok和微信的舉措，就可以發現美國的“淨網”行動有三個目的：消除國家安全隱患；抗擊中方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及在美的政治宣傳；反擊中方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對TikTok一開始是下令禁止聯邦政府僱員下載，這是害怕洩密，因為幾年前大量聯邦僱員的個人信息被疑似中方的黑客盜取。後來美方急迫地要在全美禁用TikTok除非它成為一個完全非中方的企業；這是因為大選臨近，而TikTok有能力用在短時間內製造大量假新聞等手段干涉美國大選，而中方是乾涉美國大選的主要嫌疑人。至於微信，我親眼目睹微信在全世界的“崛起“，也明白它為什麼會如此成功。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紛紛棄WhatsApp而用微信與中國人交流，哪怕他們不懂中文，就是因為中方封別人的，而別人不封它的。另外，微信也在做著大量的政治審查工作，甚至還為中方提供對“政治犯”定罪的證據。這是又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例子，同時也是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個“中國法則”的一個很好的詮釋。這種不公平競爭，不但使中國的企業不當獲利，而且還有力地支持了中方的全球言論審查及“長臂管理”的能力。
美國自救與中國全面脫鉤
中國大陸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財經評論人士認為，真正的原因是美國想和中國徹底脫鉤，因為信息脫鉤才是真的脫鉤，如果信息仍然交流，那麼其他脫鉤都沒有意義的。
他說，二戰之後美國為世界經濟提供了秩序。八十年代之後，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也加入了這樣一個國際秩序，和美國開始合作，經濟得到蓬勃發展。但是這樣的秩序有一個很致命的問題：那就是美國老百姓得不到什麼利益。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富士康給蘋果代生產手機，一個手機比如掙一千塊錢，其中20塊給了富士康，其餘都是被蘋果拿走。但蘋果其實並沒有很多人，都是一些科學家程序員，而高於蘋果的就是一些金融集團，這些金融集團會拿走更多的錢，喬布斯又怎麼樣，他也會被自己一手創立的公司趕走的。這樣的經濟模式會早就美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為錢只是給很少一部分掙去了，美國的老百姓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中產會越來越薄弱，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20年來美國財富集中程度和中國加入是相關聯的，因為中國的錢太好掙了。而大量的錢落到華爾街手上，所以當年佔領華爾街運動並非毫無道理的。因此，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會當選、左右派撕裂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因為這種經濟模式走到盡頭了。如果美國再這麼下去，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要么成為一個帝國，要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美國的憲政會死亡，變成一個不是美國的美國，因為憲政是建築在普通中產之上的。”
在這位財經評論人士看來，雖然中國企業存在很多不誠實的行為，像華為可以不掙錢也做生意，虧錢也做生意，背後有著國家的支持，根本不是商業邏輯，但這些仍然不是美國採取行動的根本原因。因為“中國企業又不是今天才這樣，幾十年前就是這樣的。在中國這樣散沙社會中，中國企業這種模式是無法避免的，這樣的土壤只能結出這樣的果實，不奇怪。 ”他強調，根本性原因是美國幾十年來的經濟模式走到盡頭，而美國今天的行為是他們的自救行為，必須和中國全面脫鉤，否則美國將不再是美國。
用對等原則遏制不公平競爭
同樣是科技公司管理者的George Shen 說到，新的現代科技確實帶來很多新問題，美國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比如前不久美國一些科技公司亞馬遜、谷歌、蘋果、臉書、微軟等都去了國會聽證會。很多立法委員的問題很尖銳：你們平台出現假新聞、假貨是誰的責任？是平台的還是提供者的還是政府的？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的，但作為公司，必須有自己的職業道德和商業道德，要有商業規範等。如果出現問題，這個社會要有一套比較規範的道德和法律來考量這件事，但是我常常懷疑騰訊這種公司是否有？中國的公司是否會有？我想，至少中美雙方在這方面標準是不一樣，一旦全球化，各國的法律、不同公司的文化、職業道德和商業規範都不一樣，這樣不同等和不公平的競爭就自然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
“像我們公司IBM，主動不和美國政府合作人臉識別的項目，因為這對社會有巨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應用不當會侵犯整個社會和個人的權利或利益。所以如果一個社會光一味追求科技發展而不考慮科技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我認為是不行的，一個社會一定要有人文方面的考慮，要有道德規範、要有信仰，有一套這些理念框架才能給科技發展指引方向。 ”
一位在美經商多年的華商更是擔憂：“最可怕的是，在這種極度不公平條件下勝出的中國軟件公司，在中國被拿來作為中國製度優勢的證明，同時被西方大小商人羨慕。”
Freeman Chang認為，要反擊這類不公平競爭的最好策略就是嚴格地執行對等原則：你在中國封國際上流行的，那我就在海外封殺中國的類似的。至於對“淨網對中國企業的影響”，我認為這要看是什麼樣的企業。如果是內向型企業，應該沒有什麼影響。如果是外向型企業，則要看你的產品是否在技術上和理論上能夠成為美方的三個目標之一。比如海爾就是在美國最著名的中國企業和品牌之一，而我們沒有聽見有美國人說要對付海爾。至於那些可能在打擊範圍內的企業，你恐怕要在全球化和“中國化”中要二選一了。
兩種價值觀、兩種制度之爭？
學者胡平認為，這其實就是兩種價值觀、兩種制度之爭。他說，美中交流有很多不對等，最大的不對等莫過於信息交流的不對等。你的媒體自媒體可以到我這兒來，我的卻不能到你那兒去；你可以在我這裡批評我，我卻不可以在你那裡批評你。要開放互聯網，你的可以到我這兒來，我的可以到你那兒去。你可以在我這兒批評我，我也可以在你那兒批評你。如果你繼續不准我到哪兒去，如果你繼續不准我在你那兒批評你，那麼根據對等原則，我也要禁止你到我這兒來，我也要禁止你在我這兒批評我。中共外長王毅說，中方“隨時可以與美方重啟各層級、各領域的對話機制，任何問題都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談”。美方就該提出對等原則，開出美中對等開放的清單，首先是互聯網開放。按照蓬佩奧說的“不信任，然後核實”。聽其言觀其行。這件事簡單明了，甚至不一定需要再談，中方做就是了。
胡平說：“對等原則就是公平原則，人人都知道是合理的。不論中方接受不接受，美方都佔據了道義優勢。這比提經濟利益或安全都更有力。如果中方拒絕，那麼接下來美方對中方網絡媒體自媒體採取任何行動都更師出有名。這一點是中共的軟肋。不指望中方會接受，但必須通過強調這一點而贏得道義勝利，突顯這是自由與專制之爭，是兩種制度、兩種價值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