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一年有成千上萬的人退出醫療保險，中國民眾說，即使面對中共統治集團擁有高幹病房等醫療不公的對待，一般民眾其實還是盡可能地“保著”，只求有一個依靠。現在實在是礙於生活所迫，負擔不起節期升高的保費，不得已才會退出。這也說明了中國的經濟確實是不行了。
中國國家健保局的數據顯示，中國有13億人加入國家補貼的基本醫療保險，但2022年全國基本健保人數比2021年少了1,705萬人，其中，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投保人數更是減少了2517萬人。
在中國，醫療保障制度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員工醫保，佔投保人數的四分之一，另一種是城鄉居民醫保，佔四分之三。居民健保是針對農民和移工以及兒童，也適用於許多民營部門雇主沒有為其繳費的員工。相較於國營企業的城鎮職工和退休人員，以及一些民營企業在職人員的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是比較弱勢的一群。
在上千萬的人退出健保的數據傳出後，關於「居民健保一年減少2,500萬人」的話題隨即登上熱搜榜。有網友說：「誰不想有保障？只是生活很不容易，只能先顧好眼前了。」、「這麼多年了，工資漲，賺得少交得多，減少當然不意外。」但也有人認為：「能交還真的要交，這玩意關鍵時刻真有用，可別賭自己用不著。」
中國民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醫保的不信任和經濟困難，是民眾退保的兩大核心因素。
醫療不公
住在江甦的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不信任的根源主要是中國的人分三、六、九等，在醫保統籌基金的分配下，絕大部分醫保都用於中共統治集團的高幹病房，所以對老百姓而言，這項看似普惠性的政策其實真正能起到救助性的作用並不大，因為一般人小病就在家裡待著，真的遇到大病，能夠把病看好的藥基本上都不在健保補貼的範圍內，而是需要額外自費，只有高幹病房的藥可以全額報銷。
他說，醫療產業化也是一個問題，原本是基本民生保障、具有公益性質的醫療變得非常商業化，以最大利益為取向。前一陣子的醫療反腐敗就有上百名的醫院院長、書記被查，一個院長一繳回就是3億元，一個科室主任吃掉的就是幾千萬到上億的錢，他們“割”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這種醫療不公，誰還相信醫保？人民不是傻子啊！」
張先生還說，近年來失去固定工作的人或改做靈活就業的人太多了，這些人通常會先停掉影響退休金的社保，但一般都會繼續保留醫保，以備不時之需。也就是說，即便知道醫療不公，老百姓還是希望能擁有一點“依靠”，但現在會有這麼大量的人退出，實在是因為生活所迫、沒錢了，依靠不上了，也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確實是不行了。
他說，像他有一位朋友在北京當快遞員，一個月的收入大約4000至5000元人民幣，但必須自己負擔醫保，“在醫保和生存之中，他只能先顧好眼前的生存，放棄醫保。”
經濟所迫
張先生並表示，以江蘇來說，居民醫保每人每月不低於380元，會隨不同省份、城市而異，這對沒有什麼收入的農村而言，光是家裡兩個老人和兩個小孩的支出就要1千多元，如果沒有生病用到，很多人就會覺得“很虧”，不如把錢拿來做眼下更重要的事。
張先生說：「最關鍵的還是這個醫療產業化跟醫療不公平的原因造成的，再加上現在經濟通縮，整個經濟萎靡，種種因素疊加造成大量民眾退保。」金融時報說，安徽省
的一名衛生官員表示，即使地方政府努力阻止居民健保的投保人數持續減少，但是說服農民投保已經越來越困難；安徽省在2022年的居民醫保投保人數已經下降4%。
中國官方給出的解釋是由於參保質量提升，參保數據去重等原因，導致數據上表面參保人數減少，但由於重複參保等情況顯著減少，真實的總體參保人數實際上還略有增加，部分原來參加住民醫保的民眾轉為參加職工醫保，呈現「居民降、職工增」的趨勢。
中國醫護局相關人士也表示，客觀來看，隨著都市化程度的不斷深化，人口老化、少子化的持續發展，可以預見未來居民健保資料在一定時期內會呈現略有下降的態勢，甚至總參保數據也有可能縮小。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王超群在一篇關於醫保調查的文章中指出，保費持續上漲、中年居民身體健康狀況較好、醫保受益面窄且不解決大病負擔、高齡老人較低的醫療服務費用支出等原因，都是導致居民健保退保的原因。
瞎折騰
住在南京的淑敏就對美國之音表示，醫保的效用與保障遠遠不足，很難令家屬安心，她用「瞎折騰」、「非常荒謬」來形容。
她說，她的父親患有輕微的阿茲海默症，幾年前摔倒骨折，需要長期住院復健，屬於康復型入院，但他們每半個月就必須轉院，因為醫保轉院是以額度來控制，例如復健病人入院每個月只要超過6000~8000元的醫療費用就必須轉院，而這些費用包含了診療費、藥費、護理費、床位費等全都包含在裡面，費用一到點就必須轉院。
她表示，去年8月政府突然“出了一個壞主意”，要求同級別的醫院不能轉院，以致他們本來在社區醫院裡住得好好的，非得要轉到高級別的醫院去“過渡”一下，然後再回到社區醫院。但其實他們不喜歡去住三甲醫院，因為大醫院的床況非常緊張，人很多、住宿條件特別差，又有很多過度治療的手段，是他們這種康復型病人根本不需要的。
淑敏說，後來轉著轉著，有一些醫院就建議他們不要以康復型病人入院，而是改用阿茲海默症來入院，因為如此醫保額度可以變成2萬2千元。這意味著從前只能住院半個月的時間，現在可以拉長到20多天、將近一個月再轉院。
淑敏說：「有一個醫院的醫生就告訴我，對於病人來說，身上的毛病越多越好，他們會選擇一個月可以使用額度最高的來入院，所以就變得非常荒謬！」自費比例
提高
她並表示，近年來明顯感覺到政府沒錢了，所以設置種種障礙，提高民眾自費比例。例如她父親用量最大的一種常規用藥從今年開始變成全部自費，他們只好換藥，但醫生說其實原來那種藥的效果還是比較好的。另外還包括健保額度提供的項目越來越少，像是兩年前的復健運動手法本來是一天兩次，現在變成一天一次；物理治療輔助項目也從原本的一天兩次，變成現在一天一次。
淑敏說，這3年來她變的神經很緊張，因為每到了1月份，醫生就會告訴她馬上要實行新的政策，然後多半是從農曆春節後開始實行。但去年起，政策變化變得越來越頻繁，不再是在跨新年度時做更改，而是隨時說改就改，這對老百姓和院方而言，都是措手不及，所以她整個生活都在焦慮和嚴重的不安全感中。
但她也說，儘管如此，“有保還是比沒有保好”，因為還是有一部分的醫療費用是可以報銷的，所以會到退保的程度，肯定是失業、經濟困難，“我也覺得非常能理解。」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中國的居民健保費用在20年間從10塊錢漲到380元，但農民工的平均薪資僅成長24％，持續上漲的保費可能會對某些人構成壓力，尤其是對於農村地區有些成員較多的家庭，更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儘管如此，健保由國家負擔的比例還是比人民負擔得多，所以有這麼多人退保顯現出來的是對於社會保障體系的不信任，因為認為效果有限。
經濟雪上加霜
他說，員工醫保的備用金在3年疫情之下被挪去做別的用途，而居民醫保如果要到大城市去做醫療行為的話，有時還須承擔50％至70％的醫療費用。另一方面，疫情也讓許多企業營運受到影響，而無法替職工分擔醫保；地方政府也因為財政崩潰，所能提供的醫療保障變得越來越有限，民眾的自付額變得越來越高；居民健保也寧願把錢省下來拿去做其他用途。加上中國的納保方式可以等到生病後再去補繳醫保，也讓很多人覺得現階段不用參保，等到生病了再臨時加保就好。
董思齊說：「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中國自詡為是世界上最大的這一個社會福利的經濟體，但是在這個疫情之後，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董思齊並說，
在中國經濟在下行的情況下，這些選擇退保的民眾通常是為了要把現金拿在手上、不想去做沒有必要的消費，才會沒有能力去顧及以備不時之需的醫保。但這將導致兩個情況，一個是民眾為了要預防之後可能會遇到的一些緊急狀況，所以把錢存著而不願意消費；第二個是手中的現金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多了，所以也沒有能力消費。這都將導致中國的消費更加積弱不振，對中國下行的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無法往善的循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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