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一位傳媒研究者說，為了適應新傳媒時代的需要，中國傳媒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傳遞方式，甚至也改變了他們的報導內容，比如說，他們會讓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更“接地氣” ，他們也會對社會敏感問題展開調查報導，但是，不變的是中國傳媒始終服務黨的利益的使命。
“人性化”報導習近平
瑪利亞列普尼科娃(aria Repnikova) 是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副教授，她專門研究非民主國家的傳媒和政治。她最近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就“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傳媒和意識形態”發表演講。
她說，為了適應新傳媒時代，中國政府都支持傳統傳媒的電子化， 並廣泛利用微信等社交傳媒。除此之外，為了更好地讓中國年輕一代接受中共意識形態，中國傳媒對報導內容也做出了改變，比如，他們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進行了密集型的人性化報導。
她說：“他們的第二改變是將意識形態的人性化。我們前面聽到了無趣的宣傳、口號、習近平思想等，怎麼讓年輕人接受，讓社交傳媒的用戶接受這些東西，我們看到他們開創了對領導人的溫暖人性化的報導。這在以前的年代幾乎是見不到的。”
列普尼科娃在她的演講中展示了一幅幅“接地氣”的習近平的照片。習近平與工人一起吃飯聊天；習近平到一個小學擔任班長；習近平的書單，習近平與世界領導人會晤的花絮等等。
在中國傳媒的刻畫下，習近平中國網民們親切地稱為“習大大”。他不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領導人，還是一個有著遠大理想和全球眼光的領導人。
“建設性”報導負面新聞
列普尼科娃說，雖然中國有嚴格的審查制度，但是批評性的調查報導仍然有存在的市場，而中國傳媒也在小心翼翼地實踐著。
她以上海的《澎湃新聞》為例解釋，這是上海市政府辦的一份傳媒，但是因為高質量的專業性的調查報導而深受讀者的喜歡。澎湃新聞對天津大爆炸、紅黃藍幼兒園虐待兒童等敏感社會問題都做過深入報導。因為《澎湃新聞》的成功，中國出現了大量模仿澎湃的傳媒機構。
但是列普尼科娃說，與西方傳媒不同的是，中國的調查報導在揭露問題的同時，總是會提供“建設性”的解決方法。這是他們提供微妙批評的方式。
她說：“在他們的報導中，一方面他們會提供專家意見；另一方面他們會展示政府已經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了。很多調查報導通常以政府已經著手解決某個問題開始。”
列普尼科娃認為，中國傳媒與政府是合作的關係，而在其他國家，傳媒與政府是非合作的關係，更傾向對立。
以自家人身份為政府建言
曾擔任百度（Baidu）投資者關係部門國際傳媒公關總監的郭怡廣（Kaiser Kuo）說，中國調查記者把自己當成“體制內”角色。
“這些調查報導的記者仍然把自己看作'體制內'，認為自己為改善政府治理做出了貢獻， 他們希望通過輿論監督的方式來改善治理”。
不過，即便是這樣體現合作誠意的調查報導，有時候也免不了遭遇被封殺的命運。
2015年，中共一年一度兩會召開前夕，前中國中央電視台記者柴靜發布了她耗時一年的調查記錄片《穹頂之下》，深度解析了陰霾的生成原因和解決之道。
據不完全統計，2月28日視頻推出當天就獲得600萬次播放量，24小時全網播放量近億，48小時已突破2億次。但是，隨著參與討論的人越來越多，輿論開始轉向當局治療污染不力的問責，甚至公開討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後，官方對此緊急降溫，紀錄片迅速被封殺。
出口轉內銷式的宣傳
2013年以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止一次的要求傳媒講好中國故事、提高中國全球影響力；要求他們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與他所說的外國傳媒有關中國的負面報導“作鬥爭”。與西方正在銳減的駐外記者隊伍相比，中國駐外記者的隊伍卻越來越龐大。
但是，列普尼科娃認為，中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報導實際上更多是為了向中國國內觀眾或是讀者展示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她說：“現在有很多人談論中國在外國的影響力，以及中國如何通過'軟實力'或是'銳實力'在海外運作等。但是，他們的努力以及資源實際上也是同時針對中國國內觀眾的，他們實際上是賣給中國觀眾的。”
她說，中國傳媒用很技巧的手段為中國國內觀眾和消費者展示中國是全球領導的新形象，中國傳媒對中國國內觀眾報導外國事件時通常都會有中國“標籤”，以特殊的角度凸顯中國的成功。
她說：“很多敏感問題不會被報導。比如，他們不會突出報導中國公司因勞工標準、環境問題與非洲當地公司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我們會看到中國在當地建立的基礎設施和其他美好的事情。然後再賣給中國觀眾。”
列普尼科娃說，中國傳媒在報導國際議題和西方民主的時候通常會與中國作對比，比方他們會說，西方的民主進程、弱化的機制無法應對危機，而中國的體系更穩定、更有效。
列普尼科娃說，中國還會製作《戰狼2》等一些民族主義電影之類的文化產品來展示中國在世界發揮的角色；甚至直接到西方國家作廣告。她說，紐約時報廣場的中國名片宣傳在很多西方人眼裡是個失敗，但是對中國觀眾來說，卻是展示了中國強大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