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加強對公務員和國有企業員工的私人出國旅行限制，措施包括禁止海外旅行、審查海外關係、加強審批和保密培訓。這些限制不僅適用於高級政府官員，也滲透到普通公務員和國企員工中。專家表示，限制措施背後反映了習近平在與西方關係緊張的情況下對國家安全的關注，以及是對西方影響的擔憂。
觀察人士指出，過去兩三年來，中國實行的護照限制政策的適用範圍越來越大，目前已經到了變本加厲的地步，就連一般的公務員、銀行員工、教師、醫院人員、保險和金融從業者等編制內人員全都在所難免。北京市一家市屬國企銀行中小微企業貸款負責人黃先生告訴美國之音，從一開始他就感到，這種限制措施侵犯了員工的基本權益。
銀行、學校和員工權益的較量
黃先生介紹說，他2006年加入銀行，單位對護照的管理在2015、2016年之前非常嚴格。每位正式員工的護照、港澳台通行證都必須交給單位人力部門備案和留存，如果需要出國，員工必須提出申請。大約2016年之後，普通員工可以將護照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中層以上幹部則由單位保管。
“除了交護照，每年我們都要填寫領導幹部廉政表，其中一項就是出入境情況申報。此外，銀行內部還有員工系統，需要每年更新護照信息。我從一開始就認為，單位要求收取員工護照是對員工利益的侵犯，”黃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黃先生認為，銀行管控護照的原因是銀行信貸人員需要進行企業調查，掌握國家重要企業和部分大型企業的重要信息。這些調查涉及企業的方方面面，包括上下游關係、技術、客戶和盈利模式等，如果掌握這些資料的人隨意出入境，可能洩露企業信息。另外，現代技術手段高度發達，一些銀行從業者如果心懷不軌或受到誘惑，很容易將銀行金融資產進行轉移。
“不僅僅是我們銀行，包括工農中建交這五大行都有明文規定：除了收護照，銀行工作人員和銀行大廳人員均不得接受任何採訪。一旦出現負面輿情，總行辦公室會用統一話術進行回應，”黃先生在遠程連線時告訴美國之音。
當美國之音向北京銀行的理財客戶經理張女士就護照限制政策進行遠程詢問時，她表示：“很抱歉，我們有規定，未經報備不能接受對外採訪。”
江西省某大學的行政管理工作人員熊小芳表示，她於2005年加入學校行政部門。在2016-2017年期間，學校要求中層（副處級）以上幹部只要持有護照就必須上交，而縣區的學校則對所有公職人員（包括編制內的教師）一律實施護照上交政策。
“過去，這個規定只適用於處級幹部，但疫情之後，逐漸擴大到了所有教職人員。2016和2017年期間，由於我是科級幹部，護照還在自己手裡。然而，到了2022年，學校發佈新的內部通知，要求所有人都必須上交，如果計劃出境，需要層層報備。然而我認識的一些同事，即使按規定走了報批手續，也不能出國。此外，學校每年的廉政報告中，包括普通員工在內，都要詳細交代孩子在哪裡留學、開支情況、海外存款、國內房產等等。我認為這些政策和限制護照一樣，都是假大空的東西，因為真正有實權的人早就把財產轉移到了父母或孩子的名下，這些政策根本限制不到他們，”熊小芳告訴美國之音。
前政府官員的親身經歷
安徽省人事局前政府官員朱先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透露，2000年，他正式成為政府官員，2012年辦了因私護照，當時沒有受到限制。然而，自2018年修憲以來，中國護照政策變得異常嚴格。政府要求公務員填表上交護照，一旦未交，單位領導和經辦人都會受到處分，形成“連坐”壓力。此外，公職人員還被要求在手機上安裝監控軟件“政治強國”。
“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前，我曾以真實公務員身份去美國和歐洲旅遊，甚至在返回國內時還給同事帶了禮物，當時沒有任何限制。護照政策真正嚴格實施始於2018年修憲之後，取消國家主席連續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政治學習變得頻繁，辦公室牆壁上掛滿了政治資料和語錄，仿佛變成了‘紅色’的海洋，這種氛圍讓我聯想到了文革時期，”朱先生說。
朱先生稱，他們被要求填表，交代是否有護照時，起初很多人填沒有，但接著就像政治運動一樣，審查一輪又一輪，從中央到省，再到市。查一邊你有沒有護照，你說沒有，過一段時間全國範圍又查，再問一遍有沒有。
“當時單位人事科的科長懷疑我有，因為以前出過國，我說早就過期了，他表示如果你不交，在組織上不老實，屬於政治錯誤，後果自負。因為如果有人護照沒交，經辦人、單位的領導都要受到‘連坐’處分，比如單位有500人，499個都交了，剩下一個沒交，一經查到所有經手人都會受到牽連，”朱先生告訴美國之音。
朱先生回憶2012年他曾去美國洛杉磯、舊金山和亞利桑那州的一些城市，有一次在夏威夷的瓦胡島迷路了，在路邊攔了一個人問路，因為英語不好，就拿地圖給對方看，對方在手機上查半天之後不確定怎麼走，隨後示意他等著再去問別人，最終攔下一輛汽車和司機討論10分鐘之後，把他送到了酒店門口。
“說實在我很感動，根據我在中國的經歷，他跟我素不相識，且無求於我，我和他今生今世不可能再有交集，包括車裡的那個人，他們卻熱情的幫助了我，當時我就想，一個國家的人都這麼善良，國家一定不會差到哪裡去，出國之前我對美國和歐洲只有感性認識，沒有理性認識，有了親身經歷後我知道，中國共產黨宣傳的內容都是謊話，”朱先生表示。
朱先生說2012年之前，他和體制內的同事都會議論國家領導人，但2012年之後明顯減少了，因為領導人要求公務員之間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互相揭發，因為懷有戒心，大家都不敢吱聲，卻又心知肚明，因為不知道有沒有人打小報告，另外政治環境如此，說了也沒用。
“我認為中國之所以執行嚴格的護照政策，是為了將每個人與政府緊密綁定在一起，斷絕一切逃跑通道，以確保在危急時刻，你要衝在前面，不可能有二心，你的家人也會成為人質。小學體育老師的護照都被收走，沒有護照的公職人員不允許辦護照，除非你離開單位。實際上我身邊90%以上的體制內人員都對中國的現狀感到非常不滿。我的同學中包括警察、國安人員、旅行社負責人等，他們對被強制交出護照和在手機裡裝監控軟件的政策深感厭煩，”朱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政府管控下的民眾困境
前北京律師梁少華2012-2018年曾在中國光大集團旗下的光大永明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工作，擔任首席合規官（CCO），負責公司的法律事務。他表示，2012年之前，護照不受限制。2014、2015年後，集團正式通知高層必須上交護照並經審批後方可使用。
“當時通知由集團黨委會發佈，國企內部是黨管幹部，公司有‘三重一大’：重大事項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大項目投資決策、大額資金使用，全部歸黨委會管，像我這種證監會命名的合規官，屬於名義上的高管，其實沒有實權，”梁少華告訴美國之音。
梁少華稱，北京借新冠限制出國，實行非必要不外出，新冠後為了消除對外顧慮，通過不斷修訂辦法，人民就再也出不來了。
“中國與西方逐漸脫鉤，與俄羅斯、朝鮮、伊朗、阿富汗等獨裁國家走近，形成新利益陣營。胡錦濤時期中西經濟交流頻繁，人民寄予希望，但習近平上台後政治壓力大增，很多發聲者保持沈默，國際對中國的看法惡化，習近平受邀機會減少，下屬領導和官員的出國機會更少。加上中國外匯儲備從2014年的近4萬億降至2023年的3萬億，外企紛紛撤資，政府除了用美金買石油外，還需向俄羅斯、非洲支付大筆款項，習近平就更加不願意地方官員花美元出訪了，”梁少華說。
梁少華指出，收護照和種種事件表明中國正在迅速走向朝鮮化，未來幾年老百姓生活會更苦，一兩代人將會被毀掉。
“儘管中國人普遍認為一帶一路項目爛尾，但習近平依舊‘續費’；在哈馬斯屠殺以色列人事件中，中國政府非但沒有撤僑，還協助恐怖組織……讓人感到絕望，其實大家都在等著那句話：‘公交車總是在你絕望的時候才來’，”梁少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中國民主黨執行長和人權活動組織負責人界立建指出，疫情期間很多人低價拋售房產，將資金轉移到國外，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開中國，包括很多體制內的人。
“這些人（公務員）很多都是中共政府惡行的執行者，他們曾是對訪民和異議人士的施暴者，然而，他們最終也成為政府管控的對象。他們自認為是黨的一份子，但最終卻被限制出國，失去退路，成為政府用來維持統治和經濟穩定的棋子，”界立建告訴美國之音。
界立建認為，中國經濟崩潰、就業市場萎縮、大量資金外流以及青壯年勞動力的大規模離開等問題，是中國政府加強護照管控的根本原因。
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