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近掀起一股“罰款經濟”，民眾或店家屢因一些小事被政府重罰，引發中國網友批評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為了創造稅收而胡亂罰款。分析人士表示，胡亂開罰對中小微企業的影響最大，但究竟地方政府能從中“榨出多少油水”來，令人懷疑。這種行動會影響到潛在投資者的投資意願，長期而言對地方經濟反而有害，形成惡性循環，而且擾民作法也會徒增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抗程度。
熟食放黃瓜絲被重罰
上海近來多家餐廳因為在涼皮等熟食上放了冷食黃瓜絲而被罰款，其中有一家叫做米帆餐飲的業者因此被重罰5000元人民幣，並沒收違法所得119元，理由是“未取得冷食類食品製售許可”。消息一出，在微博炸開了鍋，有網友寫道：“如果他們想罰你，加醋都是錯的”。也有網友嘲諷：“涼皮和黃瓜絲過了半輩子，最後被罰了，原因就是沒領證，非法同居。”
根據上海市浦東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的資訊，該起事件的違法事由為當事人經營的項目是“熱食類食品製售”，並未取得冷食類食品製售許可，就在店內及美團外賣平台販售作為涼皮配菜的黃瓜絲，因而違反規定。
《彭博》6月12日報導，中國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對居民大開各種奇怪的罰單，以增加收入。
根據中國《財經》雜誌產業研究中心的數據，僅廣西在2022年就收取了130億元人民幣的罰款，相當一年稅金收入的14％左右，高於2021年的9％。
除此之外，貴州曾因債務問題公開向中央求援；雲南多個縣市也相繼喊窮；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在官網發文，明言“化債困難”；黑龍江省會哈爾濱市也為財政困境苦惱。
中國財政部5月底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底，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達到37.5萬億人民幣，與2022年底的35萬億元相比，增長了5.7%。高盛集團估計，包括各省市設立的數千家融資公司的隱性借款，中國整體債務總額約為164萬億人民幣。
上海獨特“任務”
台灣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張弘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2022年上海公共預算收入是7608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衰退2.1%。上海市在去年上半年經歷兩個月痛苦的封城之後，全年的財政赤字比2021年暴增171%。但即使如此，上海的償債壓力還是比其他縣市低得多，但上海卻仍出現攤派收費的現象。他認為，這跟上海的稅收裡有一定額度要去支援中國整體財政，上繳給中央去做行政轉支付的獨特“任務”有關。
他表示，在這樣的脈絡下，從前就是上海市委書記的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強 ，面臨現在中國整體財政的壓力，“上海肯定是要多出一點力”，所以上海才會在稅收增加有限、但支出增加的財政壓力下，拿黃瓜絲開刀，“因為上海的任務是不能停的”。
張弘遠表示：“所以新任的市委書記就必須咬緊牙關，然後在上海把這些費用攤派在各個項目當中，如此一來，剛剛看到那個荒誕的情況就出現了。”
巧立名目開罰
然而，荒誕的罰款不只發生在上海，只是當連上海都發生這麼具爭議性的罰款時，其他地方的罰款更是巧立名目、花招百出。
今年5月，河南省的大貨車司機就因為貨車超重被罰多次，有人在過去兩年就收到了高達27.5萬元人民幣的罰單。他們的貨車明明在出發前都沒有超重，但半路被攔下檢驗時都變成過磅超重而吃下罰單。去年山西省一家雜貨店因為賣了2.5公斤不合格的芹菜，被重罰6.6萬人民幣。去年8月，廣東省還發生官員假造證據，處罰卡車司機非法傾倒垃圾。
2021年5月，河北省也有一名卡車司機因北斗定位系統掉線，在唐山市被罰款2000元並扣車而自殺身亡。不到一個月，又有另一名來自山東省的卡車司機，因受不起5000元重罰的刺激而當場服藥自殺，所幸及時獲救。
張弘遠表示，地方政府想要利用收費和罰款的方式來解決債務問題，一來緩不濟急，而且只是杯水車薪；二來還相當擾民，讓多數民眾感覺政府開始從人民的錢袋子裡頭去提錢，有可能引發社會矛盾，造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抗程度。
張弘遠說：“因此用地方罰款的方式來解決財政短缺的壓力，應該只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民眾反感
住在武漢、從事媒體行業的的國祥（化名）對美國之音說，對於政府的荒謬罰款感到十分反感，完全不能認同。他認為，中國財政困難是政府低效和浪費所造成，政府需要做的是削減財政開支，而不是在飽受打擊的普通民眾身上繼續加大壓榨力度。
他表示，近幾年中國收入縮減，因此大力創造處罰收入，以緩解其財政困難對其隊伍穩定性的負面影響。其實這種操作不單限於餐飲領域，只不過因為黃瓜絲給上海餐廳惹禍實在是太荒謬了而被凸顯。但政府這些操作無疑會大大增加經營者的負擔，最終還是回到消費者身上，要掏出更多的錢來消費，或者導致經營者削減服務品質，更嚴重的甚至會造成店家倒閉，引起供應短缺。
國祥說，他有親戚就是開小餐館的。 2021年時他就曾經多次勸親戚關閉餐館，警告他們過不了幾年，當局就會羅織各種罰款和攤派，將他們賺的辛苦錢搞光。 “現在上海都開始搞這種錢，可以想見未來會是一個多麼糟糕的前景。這是意料中的事。”他說。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真正會被這些罰款影響到的，就是那些比較沒有議價力量的中小企業，那你從中小企業裡面能夠榨出多少油水來，其實都是很值得懷疑的。”
不利地方經濟
他表示，地方政府胡亂開罰，傷害最大的是中小微型企業，這會讓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再投資，也會對潛在的投資者帶來阻礙，因為財產權沒有保障，隨時可都能會被地方政府以各種名目收錢，自然就會降低潛在投資者的投資意願。因此長期而言，對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反而有害。
北京《財經》雜誌產業研究中心調查顯示，2022年中國收入水平最高的40個城市共有超過194萬家企業倒閉，約佔總數的7%。在所有註銷的企業中，微型企業佔了57.4%，若加上小型企業，比例高達93.3%，反映小微企業抗風險能力弱，更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影響。調查也特別提到去年封城的上海，由微型、小型、中型到大型企業的註銷數分別達到21.5萬、5.4萬、9544及2967家，其中微型企業的註銷比例佔全市總數的20%。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林雅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很多中小微企業在疫情之後本來就已經經營困難，倒閉了不少。在中國經濟尚未恢復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增加罰款，勢必讓中小微企業面臨不斷惡化的經商環境，對他們的生產與收入造成更大的影響。
林雅鈴說：“除了對於中小微企業可能會面臨到更大的經營壓力之外，企業的倒閉其實對於當地的整個就業，還有中國現在放緩的經濟，其實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影響公共服務
分析人士說，中國地方政府現在的做法是“借新債還舊債”，但由於現在藉貸的違約風險比較高，貸款的利息也較高。也就是說，在地方政府經濟越困難的時候，借新債所要付出的利息反而更高，因此“罰款經濟”的亂像只是更加凸顯地方政府想挽救債務危機已窮途末路。長此下去，首當其衝的就是公務員面臨減薪或是獎金縮水，這在部分省市已經發生；其次就是國企，因為國企的背後常常都是由地方政府在做債務擔保。日前廣西發布了一份公告，指名“誰舉債、誰負責”，宣布要國企自行負責清理債務，政府不再為國企承擔償還債務責任。
林雅鈴說，這也意味著如果國企的債務到期無法償還，可能就會面臨倒閉。而中國其他地方政府也很可能會效法廣西，朝這個方向去做。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表示，在公務員、國有企業之後，接下來受到影響的就是一般民眾的各式醫保基金、社保基金等福利可能會被削減。而這種公共服務的消減將會付出社會成本的代價，比如醫療品質的惡化、人口壽命的縮短，或者犯罪率上升、治安變差等等，到時真正受傷最多的將是依賴社會安全網生存的中下階層或是社經地位比較低的民眾。
沈榮欽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韭菜最後不僅被收割，而且他們可能會面臨到一些比較悲慘的命運。”
台灣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張弘遠補充道，中國新一屆政府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才剛剛上任，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如果手上沒點錢，很難採取新的作為展現績效”，以及“中央如果不給錢，難道事情就不做嗎？我不做別人做，那他的升官仕途就比我明朗”的考量下，地方政府想盡辦法也要“求表現”。他說，正是這種財政壓力以及地方官員的施政動機兩種因素交疊之下，可以想見未來通過花式罰款來籌措經費的現象，恐怕只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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