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推出“一帶一路”倡議時，受到各國的歡迎，但十年過去了，這個大型基礎建設計劃近年風光不再，且飽受貪腐、債務、高利貸和勞工剝削等爭議。
從中國國家發改委的統計數據來看，北京自詡“一帶一路”十年有成：截至8月底，中國已與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合作文件。2013-2022年間，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貨物貿易進出口額、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年均分別增長8.6%和5.8%，與各國的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700億美元。
“一帶一路”十年有成? 弊大於利?
但觀察人士說，魔鬼藏在細節裡，部分項目雖帶來基建效益，但衍生的貪腐、債務痛感和經濟依賴等困境，卻讓部分簽署國對這個可能耗費中國上萬億美元的大型基建方案有了“弊大於利”的評價。
以重點區非洲為例，“一帶一路”似已不再受到高度青睞。據美國波士頓大學中國與全球發展倡議的調查，中國20年來為沿線非洲國家一共提供1700億美元貸款，但自2016年達到280億美元的高峰後，貸款額就直落至2021年的12億美元和2022年的10億，是史上新低，究其起因為各國受疫情、經濟困境和債務所苦及政策轉向之故。
究竟“一帶一路”這個打著“五通”招牌的大撒幣工程為何不能讓北京坐收“讓沿途各國老百姓都成為中國粉絲”的預期成效呢?
美國之音從其“五通”目標，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和民心相通，整理出五大爭議如下:
爭議一：政策溝通下的貪腐問題
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全球中國中心位於日本的非常駐研究員邱芷恩(Niva Yau)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若以三大爭議項目來論斷，即中亞哈薩克邊境的霍爾果斯(Khorgos)陸路口岸、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及馬來西亞尚待完工的東海岸鐵路，“一帶一路”堪稱敗筆，因為“這三大工程的共通點就是貪腐太嚴重。”
邱芷恩說:“我認為，這些項目凸顯了一帶一路的最大敗筆，那就是大量的貪腐問題，這背後肇因是中國只和當地精英階層打交道的作法。”
邱芷恩說，“一帶一路”十年來的最大受益方是地主國的既得利益階級，例如他們透過哈薩克霍爾果斯陸路口岸的進出口隱藏關稅來圖利，又例如，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Najib Razak)面臨的貪腐指控也聚焦在他與中國的投資合作項目，包括一度因造價爭議而停建的東海岸鐵路。
而斯里蘭卡的親中權貴拍板興建漢班托塔深水港，卻導致政府破產，落得必須將港口出租給中國抵債99年的命運，也衝擊到周邊60萬農漁民的生計，進而引發社會動蕩。
邱芷恩說，中國讓地主國精英朋友圈坐享紅利，但“一帶一路”只重貿易和設施聯通，卻無意“導正這類(貪腐)的治理模式。”
爭議二：設施聯通下的重利導向
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威廉瑪麗學院研究實驗室AidData的高級科學家阿瑪爾·馬利克(Ammar A Malik)也告訴美國之音，“一帶一路”基於“合作共建”，側重開通設施，卻忽略對地主國的發展遠景責任。
他說，中企在蓋基建工程時，通常沿用地主國的法規、項目風險、工程安全評估和環評等標準，不像西方國家著眼地主國的永續發展，導入較高的工程或環境標準，因為，中企多是帶著做生意的心態、來“合作共建”這些工程，而無意參與地主國的長遠“發展”藍圖。
馬利克說：“相較於世界銀行或國際金融公司(IFC)的(援助)模式，中國人(對地主國)缺乏(長遠)發展的計劃方向。他們著眼的是商業利益，他們比較像銀行家，只在乎準時完成項目並確認及時回收報酬。他們也不導入任何標準。”
他說，“一帶一路”規模龐大，在這種利益導向的開發思維下，反讓地主國深陷原本就面臨的發展瓶頸，如貪腐、落後的環境法規和勞工權益保護等問題，而無法提升。
馬利克還說，中國帶著資金來鼓勵鋪橋造路等聯通設施，因此，對部分地主國來說，基建開通的前幾年帶來的經濟效益都很正面。不過，對部分財務不健全、也無力評估可行性的國家而言，往往動輒過度借貸、建設，而落下設施閒置或還不出債務的苦果。以非洲南部的贊比亞為例，積欠外債高達186億美元，其中，中國是積欠約40億美元的最大債主。
爭議三：資金融通下的債務陷阱
中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充沛的資金，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據AidData的統計，中國於2000-2017年對全球總額達8430億美元的貸款中，只有5%屬於無息貸款。
另位於北京的睿納新國際諮詢公司(Development Reimagined)也曾向美國之音透露，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借貸鮮少是無償金援助或無息貸款，除了中國輸出入銀行提供的貸款利率可低至2%外，其他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可能高達7%-10%，端看各國的經濟條件。
這樣的高息貸款，讓“一帶一路”長年飽受各國批評，指控中國是到窮國放高利貸。
“一帶一路”的另一爭議是，過度借貸讓簽約國深陷“隱藏性債務陷阱”，最後必須出讓港口或礦產股權等資產來抵債，例如中國中遠集團因此取得了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的股份。東非國家吉布提對中國債務也曾佔其GDP的80%，可能因此將重要港口的控制權交給中國，讓解放軍於2017年在吉布提設立它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
AidData的馬利克說，這些基建案都是地主國要求、也同意興建的，本該如期還款。但多數借貸國因受到新冠疫情和美元升值的影響，恐已爆發財務危機，還不出款。他引述國際貨幣組織(IMF)的調查說，開發中國家的財務困難在過去15年間幾乎倍增。
他說，進入還款期的地主國未來亟待中國伸出援手，提供“紓困貸款”，以借新還舊，避免債務違約。
但據AidData今年5月發佈的調查稱，中國的緊急紓困借貸可不便宜，平均利率可能高達5%，遠高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約2%的利率。
爭議四：貿易暢通下的中國產品倒灌
多數“一帶一路”簽署國都冀望，隨著海陸運等基建的聯通，各國能提高對中國的出口，但往往事與願違。
意大利是最新一個打算退出“一帶一路”的國家，背後的原因就是從這方案得不到好處。
意大利國防部長圭多·克羅塞托（Guido Crosetto）7月底批評，加入“一帶一路”是個“即興和糟透的”決定。他在接受美媒CNN專訪時甚至誇張地說，3年來，中國對意大利出口成倍增，但意大利對中國“只賣出一批橘子”而已。相較法國，沒加入“一帶一路”，卻能對中國賣出價值數百億美元的飛機。
大西洋理事會的邱芷恩說，設施聯通本來就有利於中國更有效率的“倒灌”中國產品到各國市場，這是不少和中國簽有雙邊經貿條約的國家或在洽簽“一帶一路”前就有的經驗。
AidData的馬利克也說，中國不會為了推動一帶一路就反轉對各國的貿易逆差。
馬利克說：“中國的作法是，他們不認為自己有責任要反轉貿易逆差。他們認為，這是地主國政府的責任。他們只是到當地做生意，若能在一個有利於競爭的市場，取得對他們有利的商業結果，當然最好。”
除了貿易逆差，邱芷恩說，部分“一帶一路”地主國還得付出政治代價，例如馬來西亞得看中國臉色，不敢挺身批評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又例如，哈薩克斯坦放任中國公安在兩國共建的經貿區抓捕哈薩克斯坦的公民，擴大長臂管轄權。
爭議五：民心相通下的勞工剝削
各國引進“一帶一路”工程，最大受益者一度是中企和數十萬名的中國勞工，引發各國基層勞工的反彈。後來中企釋出工作機會，並提供地主國勞工在職訓練，大西洋理事會的邱芷恩認為，這是“一帶一路”少數值得讚許之處，雖然後續是否導致各國和基層勞工對中國過度的經濟依賴還有待觀察。
不過，中企的勞權觀念並不佳。
據位於美國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觀察”2022年底發佈的調查發現，連大量遠赴他國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中國工人也抱怨，曾遭受招聘欺騙、扣押工資、暴力對待、或於防疫期間遭人身自由限制、被退伍軍人聯合當地警察監視等侵權苛待。
“中國勞工觀察” 執行主任李強表示，今年以來，“一帶一路”受到中國經濟疲軟的影響，外援也明顯放緩，影響到工程款和工資的發放。
李強告訴美國之音:“它（中國）放開（防疫）以後，很多工人就可以自由流動，可以回國，機票也下降了，但目前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因為很多工程款被拖欠，拖欠之後，它(中企)反過來就是拖欠工人工資，很多時候工人被拖欠三四個月（工資），甚至他有的時候是回國才結算工資。”
“一帶一路”2.0的出路
對於“一帶一路”衍生的爭議，位於北京的致遠國際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認為，各國國情不同，中國不干涉內政下，各國出現一些狀況也是可理解。
他以書面方式告訴美國之音，“一帶一路”十年成功地“擴大了中國的朋友圈，擴展了中國投資和經貿聯繫，幫助不少發展中國家完善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帶動了全球（特別是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視和全球金融機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
展望未來，他還說，“一帶一路”“2.0版預計將會更加重視綠色發展、新技術結合和更加合理的互惠互利模式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充分合作。”
AidData的馬利克則說，“一帶一路”2.0版除了凸顯綠色和高科技的底色外，還得強化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的標準，或才可能重新獲得青睞。
但大西洋理事會的邱芷恩認為，“一帶一路”十年譭譽參半，除非中國做出政治和經濟改革的承諾，提高海內外的治理水平，否則“一帶一路”的招牌很難重新擦亮。
邱芷恩說:“除非中國矢志提升國內的良好治理，並將好的治理模式帶到海外，否則無法真正提升許多‘一帶一路’地主國的地位，至他們加入‘一帶一路’時，相信可以達到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