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講師阿迪夫安塞爾等四位學者本月初發表論文指出，中國當前對基礎設施項目進行大手筆的投資並沒有取得應有的回報。論文認為，儘管中國當前基礎設施項目的建造速度與規模超過了很多富裕國家，但巨額投入帶來的卻是巨大的資源浪費。文章還認為中國基建項目飛速發展的背後存在著諸多隱憂。不過，一些學者對這篇論文中公佈的一些研究發現與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文中論據不足以支持作者的觀點。
牛津大學的四名學者通過對遍布中國各地的九十五個道路與鐵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進行研究，並將這些項目與其它國家的806個交通基建項目比較後發現，在九十五個基建項目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項目都存在成本超支的現象，且實際成本平均超出預算成本的比例達百分之三十點六。
四人共同撰寫的論文中還提到，這九十五個道路與鐵路項目的平均完工時間為4.3年，遠低於富裕國家交通基建項目完工所需的6.9年。但文中對在如此短的時間建造出來的基建項目的質量和安全性提出疑問。論文援引了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的統計數據，中國的道路交通死亡率為每十萬人中有18.8人，而在英國，這一數據僅為2.9人。文中認為，中國在這一數據上居高不下主要是因為基建項目中薄弱的技術設計以及道路質量問題。
此外，四位學者收集了中國156個道路基建項目的交通數據，發現其中約有三分之二的項目在建成後出現了明顯低於預計通車量的情況。有些道路的實際通車量還不足預期的百分之二十。與此相反，餘下大約三分之一的項目則出現遠高於預計通車量的情況。一些道路的實際通車量高達預期的三倍。報告認為，這兩種情況都是一種資源浪費。
不過，一些學者對這篇論文中的發現和觀點提出了質疑。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研究中國經濟的教授巴里諾頓認為，這篇文章的作者們將個別的基礎設施項目的功效與宏觀經濟規劃的可持續性問題完全混淆了。
諾頓說：“首先，從單個項目的情況來看，當你仔細看過文章之後會發現這篇文章其實是在說那95個中國的基建項目與他們研究的發達國家的項目取得的成效相等或者更好。因此他們的研究發現實際上是與他們似乎在暗示的中國基礎設施投資是低質量、低迴報的觀點相悖的。”
諾頓認為，此文作者們似乎是想提出一個觀點，即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礎設施項目沒有獲得預期回報。他們想以中國為例證明他們的觀點，並以此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但這個例子似乎並不恰當。
還有學者認為，這份報告研究的樣本數量不足以支撐報告作者們宏觀的結論，其中一些數據還有些“含混不清”。
儘管有專家對報告提出質疑，但華爾街日報分析說，中國近年來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發展失控已經成為外界普遍的共識。
除了成本超支、大規模投入沒有帶來相應回報等問題，文中還指出，中國在不斷擴大投資規模的同時也出現了債台高築的現象。根據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000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的債務總額從2.1萬億飆升至28.2萬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25個新興市場中負債情況最嚴重的國家。而這些債務集中在國有企業。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鐵路總公司的負債總額幾乎為希臘的兩倍，但這家公司在今年已經計劃撥款一千兩百億美元用於更多的鐵路建設項目。
巴里諾頓對此也表達了不同看法，他認為負債情況確實是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但這個問題與基礎設施投資是兩碼事。他認為中國的債務問題不是因為基礎設施項目投資，而是因為中國薄弱的金融體係等其它因素。
他還指出，不能依據個別的基礎設施項目的回報情況來評判相應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他說：“我認為關鍵是要指出，個別項目的回報率低與整個政策不具有可持續性這二者在邏輯上存在很大的差別。”
分析人士、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認為，中國當前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裡“燒錢”的行為是“不顧後果”的。
何頻說：“（當局）通過這樣一種高速的基礎建設來得到'面子工程'，讓一般老百姓感到臉上有光，同時又可以跟商人進行最大的利益交換。在這種情況之下，它的財政是不顧後果的，它的環保也是不顧後果的，它的產權也是非常不清楚的。”
安塞爾等人撰寫的論文認為，中國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運作模式不值得其它國家學習。文中還警告說，如果中國不將當前運作方式轉變為高質少量的投資模式，中國或將面臨一場“由基礎設施問題引起的全國性金融與經濟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