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和我交談的中國人，” 在被問道對中國最深刻的印象時， 彭博通訊社的社論版主編喬納森·蘭德曼（Jonathan Landman）這麼說。蘭德曼說，在中國，他接觸的最多的是中國的專業人士。
“中國人很自信，甚至有些自大”
蘭德曼說：“但是我交談的人，他們不是特別謙遜， 他們展示的是自信， 有點過分自信了，甚至有點理所當然的自大。”
他說，這與他印象裡的中國完全不同。他說，去中國之前，他對中國的印象來自美國記者和作家對中國的報導。他說，在他們的報導中，他看到的是中國人如何掙扎著走向現代化。
蘭德曼近日在美國智庫亞洲協會星期二（2月23日）舉辦的一場有關“媒體眼中的中國“研討會上說這番話的。亞洲協會當晚邀請《紐約時報》、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等知名媒體的9名曾經去過中國或是派駐中國的美國記者談談他們對中國的印像以及美國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的經歷，以幫助美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尤其是美中關係緊張的時刻。
蘭德曼沒有特別談中國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但是，加州大學默賽德分校政治學副教授黃海峰對中國人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自卑到目前過分自信的心態變化有過研究。他最近在自己一篇題為“從月亮是外國的圓到厲害了我的國：中國如何誤解世界”的論文中這麼寫道：
“有關中國崛起的官方宣傳無處不在，社會對（過去）自卑情節的強烈反感，推動社交媒體流行性的敘事，誇大中國力量並要求匹配的尊敬，在這一轉化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黃海峰2020年3月的一份調查報告說，中國人高估了自己在全球的形象和受歡迎度。
亞洲協會副總裁湯姆·納戈爾斯基（Tom Nagorski）告訴美國之音，他在中國和亞洲的朋友告訴他，“儘管中國最初在新冠疫情爆發時處理的很糟糕， …但是中國對疫情的處理讓老百姓產生了自信。”
關於新冠疫情，中國媒體絕口不提中國政府最初的瞞報導致了疫情的蔓延，也不提各地封城中對人權的侮辱和踐踏。相反，中國官媒利用疫情在美國的蔓延以及美國大選的最初混亂作為佐證，強調中國的政治制度優於美國。
蘭德曼說，中國人的自信在於，他們相信，他們甚至不需要再來美國來就可以學到相關領域的先進技術。
價值觀不同，美中兩國民眾難以溝通
希拉·奧維德（Shira Ovide）是《紐約時報》駐中國的科技記者。她說，她被中國飛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所震撼。在談到對中美兩國關係未來的發展時，她卻比較悲觀。她認為兩國民眾在政治制度、言論自由、個人安全等在世界觀和價值觀上的不同，讓她覺得兩國政府和民眾之間存在難以溝通的分歧。
她說：“你知道我們一直碰到這樣那樣的緊張局勢。我認為這些緊張正反映了對世界的看法不同，以及我們對政府角色、新聞自由、人身安全和社會自由等事物所賦予的不同價值觀。我在想，我們的政府和人民，美中之間存在如此根本的分歧，我們是否可以友好相處？”
來自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查理·赫爾曼（Charlie Herman）與奧維德觀點類似，中國老百姓滿足自己與政府之間以經濟發展換社會穩定的“契約”。
他說：“我也有一種交易的感覺。我們的經濟發展，幾百萬人擺脫貧困，我們交換的是社會穩定和對政府的支持。我聽到的是，'這是我們的政府，不是你們的政府。你是誰，憑什麼對我們管理事務的方式指手畫腳？看看你們，政治撕裂，再看看我們，每一周都是建設週。我們不僅在中國建，還通過一帶一路在全球各地建設，看看我們的成就。比一比我們的體制，哪個更好？”
赫爾曼說，中國人認為美國擔心中國取代美國，而中國人根本不想取代美國，承擔世界的責任。中國祇想專注中國自己的事務。
《庫克政治報導》（Cook Political Report）的美國事務編輯艾米·沃爾特（Amy Walter）說，美中價值觀和做事的方法如此不同，美國祇能把中國的做法頂回去。
她說：“中國不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他們的價值觀不同，他們有關如何赶超，正常商務的界限在哪裡，與我們不同，美國祇能頂回中國的做法來保護我們自己。
她說，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的對華關稅，並提升人權在外交政策中的位置表明，拜登政府將嚴肅應對中國並不只是說辭，而是真的會有所行動。
不明白中共為何要壓制異議和言論自由？
美國國際事務及外交政策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術雜誌《外交事務》副總編輯賈斯汀·沃格特（Justin Vogt）說，他去中國，最大的困惑是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其實挺認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對政府也有基本的信任，但是，為什麼共產黨還是對老百姓那麼恐懼，必須要壓制異議、壓制言論自由？
他說：“我離開的時候，對於共產黨政權如此行事百思不得其解。他們的行為似乎在暗示，他們害怕民眾認為中共政權不合法：打壓異議人士、鎮壓少數民族、扼殺言論自由。簡單地說，如果中共明天突然停止鎮壓少數民族和異議人士，並取消對言論自由的所有限制，我的感覺，只要經濟保持強勁增長，中共的一黨統治或中共建立的製度並不會面臨巨大危險。 ”
“他們希望我們改善美中關係，我們只想向兩國政府問責”
《華爾街日報》的蓋瑞.羅森（Gary Rosen）還記得自己與中國國務院一位負責對外媒體事務的高級官員的一次令他吃驚的交道。他說，中國官員希望駐華記者幫助推進“偉大的中國敘事”，而駐華記者只想完成自己作為記者的使命，即讓官員、政府、政黨以及所有與權力相關的人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他說：“這位官員說，兩個國家媒體關係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我們不得不頂回去。我們說：'我們的工作是報導貴國政府和我們政府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並要求政府和掌權的人負責。'我們頂回去了。我的感覺是，要麼他們徹底不明白，要麼沒有準備好，對記者按照專業標準要做的事放不開或是感到不安。”
羅森說，在中國做報導，他最大的感觸是中國政府總是試圖控制報導的內容。他們對西方媒體的報導深感不安。在被問到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是否公平時，羅森說，在美國，就算美中關係越來越負面，就算有所謂的主流的聲音，你總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聲音。在任何比較“體面”的媒體上，有人說，中國是美國的對手，雙方緊張關係可能會升級；另外就有人說，這個說法誇大了。而這一點，在中國是看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