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到達南中國海永暑礁的時候，這塊小小的礁岩如此微不足道，甚至不能容納數人同時立足。但是現在的人們如果打開谷歌地圖，就會發現這個島礁現在被白色砂石築就的人造陸地環繞著，上面佈滿了停機坪和飛機跑道。
永暑礁並不是唯一一個“創造奇蹟”的島礁，在斯普拉特利和帕拉塞爾群島附近，還有7個類似的島礁，它們是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哈里斯( Harry Harris)所稱的“沙堡長城”，是中國政府在該海域主權聲索的重要手段，總花費可能超過3000億人民幣。中國稱這些島礁“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是英國學者、BBC記者比爾·海頓(Bill Hayton)在新書《創造“中國”》( The Invention of China )中指出，當前中國政府對邊界和領土的理解和聲索基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創造出來的“中國”概念，而非歷史上的“中國”。只有把握現代“中國”的概念，才能理解和應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及其他地區強硬甚至激進的主權聲索。
海頓的研究主要基於“新清史”學派，該學派於1990年代發源於美國漢學界和歷史學界，代表人物有得州大學路康樂(Edward Rhoads)、哈佛大學歐立德(Mark C. Elliott）、達特茅斯學院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以及匹茲堡大學羅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他們認為清朝政府帶有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特點，並非漢族王朝的延續，而是由多個相對獨立的民族主權國家組成，這些民族保留了相當的政治自決權。
海頓告訴美國之音：“我覺得這本書值得一寫，是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當他們面對一些問題的時候，這些問題並不是開始於中國共產黨1949年贏得內戰，而是源於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共同遺產。我也想說明，我們當下遇到的問題，是源於歷史上的某個特定時刻的政治選擇，不是天然就如此，也不是原生的，而是可以改變的。”
海頓自1998年開始為英國BBC工作，2014年他的著作《南中國海》被《經濟學人》雜誌評為年度書籍，而《創造“中國”》的靈感也源於他撰寫《南中國海》時對“中國”概念和領土問題的研究。此書分為八個章節，分別從“國家”，“主權”，“民族”，“歷史“，“語言”，“領土”等多個方面論述“中國”概念在近代的形成。
“中國”概念的誕生
海頓在書中首先指出，一個一以貫之、歷史悠久、從未間斷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並不存在，至少並不是當代意義的民族和國家。他表示，在過去數千年曆史中，當代中國的領土上一直有生活著多個不同的民族，群體規模有大有小，地域分佈比較廣泛，包括藏族、蒙古族、滿族、維吾爾族、壯族、回族、羌族等等。這些民族大多有著獨特的語言和不同的文化，他們分分合合，有時自立國家，有時相互融合，有時又歸於漢族為主的王朝。因此，並沒有一個國家一直叫“中國”，也沒有一個古老的單一的“中華民族”。
海頓認為，“'國家'這個概念，也就是“一群人因為文化還有共同的情感而聯繫在一起”的概念在19世紀末之前的中國是不存在的。他說：“當時的革命家和改革家想要擺脫清朝面臨的困境，也就是來自西方的攻擊，和強烈的落後感。他們在西方關於國家和民族的思想理論中找到了答案，並且認為能讓自己國家強大起來，讓人們能夠在新世界中生存的的唯一方法，就是藉鑑這些概念，讓它們變成“中國的” ，不僅是在翻譯上，而且是回顧歷史並且賦予這些詞語新的意義。”
《創造“中國”》指出，以章太炎和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一開始持有漢民族主義的立場，認為只有漢族國家才是中國，比如他們提出著名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顯然將滿族排除在中國之外。
而立憲派的康有為則認為民族主義會導致國家分裂，力圖從文化上尋找認同的根據。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前期一度排滿，但在接觸到19世紀歐洲學者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後，他提出一種“大民族主義”或曰“國家主義”，主張聯合清朝境內各民族共同建立現代國家。
此外，梁啟超還被認為是最先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之一。1905年初，他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寫到：“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
到中華民國建立的時候，章太炎和孫中山的思想也發生了改變，接受了多民族國家的理念，選取了代表五個民族的“五色旗”為國旗，並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路線的轉變，而促使這種政治路線轉變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當時國內政治格局及國際政治環境。
海頓說：“這要追溯到20世紀初，那個時候整個國家分崩離析，西藏、新疆和蒙古尋求獨立，漢人之間軍閥混戰，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創造出'國家和領土的一部分'的概念，他們的方法就是告訴大家外國會瓜分中國，中國人應該保持領土完整。他們通過媒體、教科書還有輿論營造出一種國家分裂、列強瓜分的焦慮感。那個時候，他們創建了對於'領土'的一種理解方式，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愛國，你就必須擔憂領土，當被外國侵占領土，你也必須切身感到羞恥感和利益受到損失。所以很早的時候，對領土的焦慮根植在民族主義者看世界的方式之中，所以現在很多人會很容易執著於一些微不足道的土地。”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學者凱爾·謝努克則告訴美國之音，成為民族國家對於晚清中國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民族國家的形式並非必然帶來有害的民族主義，但確實是因素之一，而且不僅僅是當代中國的問題，也是全球面臨的挑戰。
他說：“如果回顧清朝晚期和中華民國歷史，當時中國有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情況，比如上海、香港、澳門，那是其他的民族國家擴張的後果，所以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把中國轉變為一個明確的民族國家，而不是以前那種朝代似的帝國，是明智的選擇，在那個時候也是應該的。一個多世紀後的現在，情況就很難說了，民族國家的結構不一定會導致負面的民族主義，但是很多情況下確實導致了有害的民族主義。在美國、中國還有全世界都有這種情況，民粹主義等讓人不願意見到的民族主義形式正在甚囂塵上。”
去年以來，新冠疫情的迅速發展成為了中國極端民族主義高漲的契機：中國網民嘲笑美國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數的言論充斥於網絡，瀋陽一家餐館掛出慶祝病毒在美國和日本傳播的橫幅；中共政府高層官員實行“戰狼式”外交，散播“美軍將新冠病毒帶到中國”等謠言；而勇敢批評政府抗疫不利的作家方方，則被官媒和民眾斥為“賣國賊”。
何謂“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中共政府在回應領土爭議時，長期使用“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等詞彙來證明其聲索的合理性。比如，中國外交部網站上有多篇文章論述西藏、新疆、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習近平和其他中共官員也在多個場合稱南中國海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但是海頓指出，這樣的說法缺乏完整和客觀的歷史依據。
在“領土”一章中，海頓回顧了這個術語的含義是如何在近代中國演變的。首先，古代的“疆域”是不是近代的“領土”，這一點存有爭議。在古代中國祇有“疆域”一詞，可以泛指皇權影響的範圍，包括附庸國，但並沒有規定明確的邊界。近代意義上的“領土”可以追溯到梁啟超對日本學者關於“領土”一詞的引進，指稱有明確邊界的主權國家。此後的中華民國憲法歷經多次修訂，但也反复提及“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卻沒有明確定義從前的疆域具體是哪裡。
其次，海頓認為，清末之前的傳統中國王朝只能對西藏、新疆、蒙古等邊疆地區實施間接統治，稱之為“羈縻”。這些地區名義上從屬朝廷，實際由當地原住民首領自行統治，並不符合近現代意義上的主權領土概念。因此，中華民國繼承清朝疆域，是否意味著擁有這些邊疆地區的主權，常常也存在爭議。
費正清中心學者謝努克也贊同海頓的觀點，他還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即便是中國共產黨都不確定是否應該將西藏、新疆、內蒙等地納入領土。1931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就曾規定: “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 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
謝努克告訴美國之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紅軍長征之前，中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之間一直有討論是否保留西藏和內蒙古，人們有這樣的討論，就像還沒有定論一樣。現在人們卻對此特別敏感，這是一種歷史性失憶，因為之前有這樣的疑問和討論，現在卻變成了敏感話題。我們有批判性思維的人應該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為什麼有人能說“西藏自古就是也應該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能這麼說，其中的民族主義和政治目的又是什麼？”
《創造“中國”》一書中提供了許多對領土“過度敏感”的例子，比如包括GAP, 萬豪(Marriott), 魅可(MAC)等在內的國際公司，都因為印製的中國地圖
“缺少”台灣或者南海諸島等問題被迫道歉；以及2014年德國總理默克爾送給習近平一副1735年繪製的中國古地圖，其中不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區，中國官方媒體在報導中卻將其修改替換成另一張一百多年後中國疆域版圖最大時的地圖。
中共對領土的敏感也導致了對少數民族地區和歷史主權爭議地區的高壓政策。大多數現代國家都經歷了向“民族國家”的轉型，有些也依然存在內部民族矛盾，比如英國的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的部分民眾想要獨立，但是很少有國家像中國政府一樣，積極干預少數民族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儘管歷史上中共對少數民族的立場一度比較寬鬆，曾給予一些自主權，但是習近平掌權後，中共又回到了要同化其他民族的階段，並在香港等地進一步採取高壓統治以創造統一的身份認同。
海頓說，“新疆人被告知家庭生活應該是什麼樣的，或者不能喝酒，又或者應該按照某種方式進行宗教朝拜，顯然他們很憎恨這些。與此同時，有人告訴習近平，不同的情感對於國家來說是個問題，必須去除，這就是現在的局面。他們意識到中國可能面臨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的風險，他覺得如果差異太大，這個國家就會分裂，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高壓應對，要消除所有差異，讓人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這就引起了外界所說的人權問題，美國政府稱中共在新疆的行為是“種族滅絕”，是指摧殘人們的文化，更甚於肉體上的殺害。”
如何應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主權聲索
中國的民族主義導致主權聲索漸趨強硬，但此舉不僅損害了周邊國家的利益，還可能損害了自身的長遠利益。海頓認為中國最大的戰略利益應是和平的外交關係，並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發展上，而微小的領土爭端只會阻礙了中國尋求更大的利益所在。
在中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時，與世界各國的關係都比較緩和，但是局勢在中國提出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後發生了改變。海頓說：“東南亞國家開始擔憂，他們說：等等，我們想要美國回來製衡中國。所以那是適得其反了。如果中國政府什麼也沒做，可能大家會越來越傾向於中國，中國會更容易崛起。但是中國突出了領土問題，我認為這樣損害了他們更大的利益。”
除了民族主義和歷史誤解，中國發起南中國海主權聲索還有資源和軍事戰略上的考慮，其填海造島活動也不會只是名義上的“澄清主權”，而是會對東南亞國家的利益造成實際損失。謝努克指出，東南亞國家必須持續申訴，向中國施加壓力。他說：“他們需要繼續向國際機構申訴，確保他們的聲索得到承認。中國想說什麼都可以，對某些領土提出主權聲索，但是如果世界其他國家都不承認，中國還是很難實現其目標。”
而對於美國來說，謝努克認為拜登政府應該進一步鞏固和印太地區夥伴國及盟友的關係。此外，等待中國國內局勢的轉變也可能是一種策略。他說：“從美國政府的利益來說，如果美國不想中國聲稱那些島嶼是自己的領土，我認為應該就繼續支持其他國家對那些島嶼的聲索。再就是等待，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也很極端，可能短期內不會消失，但是情況和環境可能在10年或者15年後有所改變，也許到那個時候其他的國家會說：現在這不是什麼大問題了。”
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是否會消減，海頓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但是在《創造“中國”》一書的結尾，他講述了2006年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批評政府給學生灌輸“狼奶”的事件。袁偉時認為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是“狼奶”教育，但是中學歷史教科書還在繼續餵“狼奶”。
在這裡，“狼奶”指代極端的、排他的、煽動仇恨的意識形態灌輸，其中又以極端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思想為主。刊登文章的《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被勒令停刊整改數月。
海頓認為，習近平上台後，“狼奶灌輸”愈演愈烈，在他的“中國夢”宣傳下，許多中國民眾都支持政府激進的主權主張，並且對領土問題額外敏感。他在書的結尾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概念會把當代中國引向何方？“中國夢”又會給世界帶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