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富裕”的號召下，中國最新的財富分配改革方案除了鎖定民營企業家、超級富豪等高收入族群外，屬於低收入族群的農民工也可能會被納入，因為中國農業農村部近期釋出正在規劃農戶自願退出承包土地機制，也就是“第四次土地改革”的訊息。針對這一系列的重拳改革，部分分析人士擔心，中國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恐將導致共貧而非共富。甚至有學者警告，在面對國內外政經挑戰之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改革路線恐將中國帶回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後，互聯網巨頭們紛紛慷慨解囊，爭相戴上“慈善”的帽子。先是騰訊加碼、接連宣布捐出總額一千億人民幣(155億美元)來響應“共富”政策。接著拼多多也於8月底捐出100億人民幣。而阿里巴巴則是於9月2日啟動“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誓言在2025年前，捐輸一千億人民幣。
在此之前，美團首席執行官王興跟小米創辦人雷軍已分別於6月和7月各捐出了價值約在22億美元左右的持股，作為慈善用途。
中國企業家們的捐款，顯然並非突然良心發現。 “共同富裕”這個關鍵詞早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屆五中會上，就已經被確立為中共未來的施政主軸。今年8月17日，習近平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以下簡稱財委會)時更提及“三次分配”的相關規劃，讓民營企業主明確感受到，掏腰包參與“共同富裕”的責任，是躲不掉了。
三次分配 促企業家“自願捐獻”
所謂“三次分配”是由被譽為“國師”的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於90年代提出。他認為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體現在每一個人因能力高下所賺得的報酬多寡。而第二次分配則由政府來主導，利用稅收、社會服務等手段再次調節。至於第三次分配，就由“收入過高”的企業或個人，基於社會責任，捐贈私有資產濟助低收入者，來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
這一學術理論似乎獲得習近平的青睞，可望成為中共出台的新政策。
儘管中國官方強調，企業捐輸要出於“自願”，也尚未頒布具體規範，但民營企業家已積極入列，主動響應“共富”。對此，長期關注中國情勢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梁書瑗分析，一黨獨大的中共不僅手握專制權力，在整個國家資本的分配中，還能透過銀行等體系，握有最高的分配權。因此，在此錢權結構下，企業家們只能俯首稱臣。梁書瑗告訴美國之音：“我也沒有怎麼樣啊，我(中共)就是出了一個通知嘛，你們(民企)為什麼要一直捐錢出來？這就是中共的專制權力在背後，之前整個半年的時間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它可以動用非常多不同系統的官僚體係來處理任何有問題的企業，因為在中國是一個法治非常不完整的地方。”
年收逾50萬 恐成調節目標
不只是企業家，中等收入族群也擔心共富改革可能衝擊到自己的財產。因為，就在財委會定調，要合理調節“高收入人口”的財富後，人民日報旗下的《中國經濟周刊》隨即於8月31日引述國家統計局長寧吉喆的舊說法，提出中國典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約在10至50萬元人民幣之間，報導稱“言下之意，家庭年收入50萬元以上，可以認定為高收入家庭”，可能成為共富新路徑下被調節的目標。
針對此一收入標準，眾多中國網民一片嘩然。部分網民透過微博貼文表示：“在北京，(年收入)50萬隻能勉強過日子。”其他 網民則說：“深圳年收入100萬以下，只要有房貸車貸，就得縮衣節食。”
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章奇直言，該報導引述的中等收入標準，上下限差距高達5倍，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說，若要以此作為加稅的依據，非常不妥。
第四次土改? 中國研議農民退出承包地
另一方面，就在財富分配引發熱議的同時，中國農業農村部近期在答复人大建議時指出：“將按照中央要求，指導地方在充分尊重農民意願的基礎上，明確退出承包地農戶的主體資格，穩步探索建立農戶承包地退出機制。”
這一紙聲明似乎讓一向被視為中共政權基礎的農民階級，也無法自外於這波的財富改革浪潮。
農村、農業與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裡重大又敏感的問題。
中國農業農村部最新的農地承包製改革理由是，隨著各地近年推行城鎮化，許多農民湧入城市打零工，早已不務農。因此，官方計劃整合農民工所承包的土地，以提高農地使用效率，也讓繼續留在田間務農的農民能增加收入。儘管官方強調，農民工將在“自願”及“有償”的基礎上退出農地承包，但回顧中國的土地改革歷史，仍不免讓人有所疑慮。
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斗地主”的號召下，讓農民首次實現耕者有其田。但幾年內，中共就在農業集體化的大旗下，讓各地農民排隊畫押，交出剛到手的土地，並自願加入各類合作社，直到1978年農民們才隨著鄧小平的“包乾到戶”新政，重新獲得承包土地的權利。
時隔40餘年後，中國農業農村部近期提出的退出承包倡議，部分分析人士稱之為中國的“第四次土地改革”。
對於這項變革，復旦大學的章奇認為，在農地收益高於持有成本的現況下，實在很難想像有農民會自願退出承包。他建議，官方應讓“農村集體土地入市”，以便讓土地在市場機制中流轉，給農民更多直接收益。
不過，曾於1980年代以《文匯報》記者身分派駐北京的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質疑，中國農民沒有“自願”的空間。劉銳紹告訴美國之音：“什麼叫自願？實際操作就是不管你自願不自願，我(中共)出多少錢你(農民)就要把土地歸公，這個就等於50年代的贖買政策，但是這個錢是政府訂的，後果只有加速農地以及農民這個問題更複雜。”
經濟學家吹哨 政府過度干預恐共貧
中共最新的財富分配規劃彷彿一套“組合拳”，全面涵蓋企業家、中等收入族群及廣大農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三位學者都認同，此次改革是為了解決中國近年加劇的貧富差距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體現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在2008年達到峰值0.491之後，10多年來都在高位徘徊。 2019年雖略降至0.465，仍高於0.4的警戒線。
分析人士說，中共的財富分配改革政策雖然立意良善，但“一刀切”的手段卻引發爭議。
9月1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發表一篇名為《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的文章，從歷史觀點進行剖析。他指出，無論兩百年前的英國還是四十年前的中國，都是在搞市場經濟後，才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唯有市場經濟才能讓人與人變得更平等。張維迎在文中疾呼，是企業家創造了工作機會，才讓人們的工資得以提高，中國政府若消滅了企業家，恐讓多數的中國人都會回到“赤貧”狀態。
張維迎於文末重申，唯有不斷進市場化改革，中國才會走向共同富裕。他說：“如果我們失去對市場的信念，引入越來越多的政府乾預，中國祇能走向共同貧窮，不要忘記，當年搞計劃經濟的本意是為窮人謀福利，結果卻造就了越來越多的窮人，使窮人的命運比過去更悲慘。”
張維迎的文章被視為是勇於對官方“吹哨”並發出預警。對於張維迎的警告，同為經濟學者的章奇指出，針對企業家究竟應該分配到多少利益的爭辯，各國皆然，但不同於西方國家，中國政府的作用格外強大。因此他認同，政府與市場之間應有合理界線。章奇說：“政府的手不要伸得過長，不該管的它不要管，要給企業家足夠的空間，要尊重企業的產權，保護企業家的人身安全。所以，對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想這個我和張維迎教授(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多領域重拳整頓 學者：習走向“再毛化”
在共同富裕跟土地改革口號之前，中國社會今年經歷過互聯網的反壟斷、教育雙減、文化娛樂產業的整頓等一連串的官方重拳。對於中共這種不惜犧牲經濟利益的改革手段，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日前於一場研討會中直言，習近平正走向“再毛化”的道路，把中國從鄧小平時代以來的後極權(post-totalitarianism)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帶往極權方向走。吳玉山用所謂的“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概念來形容中國在維持高速經濟發展的同時，依然保有對國家機器的控制與公民社會的滲透。
對此，上海學者章奇坦言，近來中共一系列的官方語言確實讓人有重返計劃經濟或是毛澤東時代的意味。但他說，許多國家目前也有類似爭論，只是程度不一和爭論點不同，因此，他建議外界不宜過度解讀。
位於台北的梁書瑗則認為，中共此次財委會安排掌管統戰的政治局常委汪洋出席，凸顯中共中央並非要擊垮民營企業，而可能是要切斷民企與地方官僚間的庇護與政治關係，重新確立黨中央與企業間的關係。
放眼未來，梁書瑗認為，11月登場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後，中共的改革路線可望進一步明朗化，除了呼應過去一年來的監管收窄措施外，也將釐清習近平多次闡述的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未來將如何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