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宮星期三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中國和俄羅斯再次被視為美國的地緣政治對手，中國更被視為對美國領導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脅。一些美國國會議員認為，阻止中俄等國對美國民主的威脅應該始於國內，尤其是阻止中俄藉助美國的精英對政府和國會進行遊說。不過，分析人士指出，隨著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越來越負面，中國的遊說努力也將越來越無效。
美議員提議案禁止為中俄遊說
根據拜登總統新國家安全戰略，未來幾年美國面臨的壓倒性挑戰將是“超越中國並遏制俄羅斯”，同時專注於恢復國內受損的民主。美國一些議員認為，阻止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民主的破壞就是要阻止他們通過美國的精英們對政府和國會遊說，進而損害國家安全。
在新國家戰略出台前幾天，10月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的跨黨派議員推出了一項名為“停止幫助對手操縱一切(Stop Helping Adversaries Manipulate Everything Act)”議案，目的是“對試圖破壞民主、民主制度和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外國政府的潛在推動者起到威懾作用”。
議案由美國國會聯邦眾議員，民主黨籍的史蒂文·科恩（Rep. Steve Cohen, D-TN）、艾麗莎·斯洛特金（Rep. Elissa Slotkin, D-MI）以及共和黨籍的喬·威爾遜（Rep. Joe Wilson, R-SC）和吉姆·班克斯（Rep. Jim Banks, R-IN）聯合推出。有報導說，議員們有意將議案名稱縮略為英文的“羞恥”（SHAME）這個詞，就是要讓為中俄等國遊說的人感到羞恥。
聲明說：“阻止腐敗和威權主義對美國生活方式的破壞始於國內。任何愛國的美國人都不應該為對手工作，通過兜售對手國有企業的宣傳和影響力以及與名人簽約來推動對美國和我們的盟友不利的議程而獲利。普京對烏克蘭的入侵和他的寡頭網絡引起了民眾對那些受雇為我們的對手遊說並破壞國家安全的數百名精英的注意。”
聲明繼續說：“言論自由是我們憲法的基石，但這絕不意味著從中國共產黨、德黑蘭的恐怖主義政權、戰爭罪犯普京和大規模殺人犯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等人的腐敗中大量獲利。”
聲明指出，“SHAME”議案對《遊說披露法》（LDA）和《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進行了修訂，禁止說客和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的個人為美國對手工作收受報酬；議案還對幫助對手進行遊說的個人和團體提出了新的披露要求，並對違反者處以經濟上的懲罰。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1938年通過，要求以“政治或准政治身份”代表外國利益的代理人公佈其與外國政府的關係、相關活動和資金信息。《遊說披露法》則在1995年成為法律。這項法案規定，任何遊說實體必須在參議院秘書和眾議院秘書處註冊。
美國非營利機構保衛民主基金會（FDD）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克雷格·辛格爾頓（Craig Singleton）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SHAME”議案雖然可能不會在本屆國會通過（本屆國會2023年1月結束），但它的出台標誌著“向揭露並最終遏制中國在美國的惡意遊說活動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他寫道：“長期以來，中國和中國政府支持的公司一直在利用我們的法律和監管制度中的漏洞，包括雇用美國前高級官員，以促進他們在華盛頓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往往以犧牲他們的美國國內競爭者為代價。”
中國在美國的遊說直達“天聽”
10月12日，有一條與中國遊說活動有關的消息得到美國各大媒體的關注。這條消息既顯示中國在美國遊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美國對為中國遊說活動已經採取措施。
美國聯邦法院法官當天裁定，司法部不能強制要求美國賭場大亨史蒂芬·韋恩（Steve Wynn）現在向司法部登記為中國政府的說客，因為韋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已經在2017年結束。不過法官特別強調，他沒有裁定韋恩是否有充當中國政府的說客。
美國司法部五月份起訴韋恩以要求他登記為遊說者。司法部官員當時說，這是“30多年來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發起的第一起積極的民事訴訟”。
起訴書稱韋恩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代表中國政府多次提出要求，包括在2017年，韋恩曾敦促特朗普驅逐一名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中國商人。訴訟書沒有提到這名中國商人的名字，但據信這名商人是曾直言批評中國政府的郭文貴。韋恩當時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財務主席。起訴書稱，特朗普告訴韋恩，他會過問此事。不過，根據訴訟書，將郭文貴驅逐出境的努力並沒有成功。
中國的遊說努力“直達天聽”的另一個例子是中國曾通過遊說試圖讓美國放棄“跨黨派創新和競爭法案”。該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國競爭力，在全球範圍和中國進行抗衡。拜登總統在五月的一次演講中指出，中國曾試圖阻止國會通過“創新與競爭法案”。
除了試圖在聯邦層面上影響美國的對華決策之外，中國還試圖影響美國的州和地方各級政府，以達到“地方包圍中央”的目的。
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今年7月發出一則簡報，警告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警惕中國的影響力活動。簡報說，美國州和地方領導人數十年來與很多中國實體建立了聯繫，通常給雙方都帶來益處，但是“隨著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政府越來越多地尋求利用中美之間的這些地方關係來影響美國的政策並推進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
這份題為《守衛我們的未來：在美國州與地方層級保護政府和商界領袖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影響力行動危害》的簡報說，中國政府“了解美國各州和地方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華盛頓，可能會尋求利用他們作為代理人來倡導北京所希望的美國國家政策，包括改善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減少美國對中國針對台灣、藏人、維吾爾人、民主活動人士和其他方面的政策的批評。”
根據美國專門追蹤政治款項的網站“公開秘密”（Open Secrets)的數據，2016年以來，中國在美國的遊說總金額高達為2億8千多萬美元，位居所有國家之首。在2019、2020、2021年在美國的遊說費用名列第一。2022年有所下降，但依然佔據前十的位置。
2022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公司對美國的商業遊說有所下降，遊說金額主要來自新華社、中國日報、中國國際電視台等媒體機構。
中國的遊說之路將越來越難
中國對美國的遊說活動是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擴大而發展的。在第一批支持中國的說客中，最有影響力的應該是希望解除貿易壁壘，進入廣闊的中國市場的美國跨國公司。正是他們在美國政界的遊說促使國會通過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並由克林頓總統於2000年10月11日簽署成為法律。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告訴美國之音，那幾乎是為中國遊說美國最成功的巔峰時刻。薩特曾專門寫過一本書揭示政治遊說和中美關係。
不過，薩特強調，那是美國公司的遊說活動，現在美國的公司應該越來越少這麼做了。從遊說國會的角度來說，中國政府的努力只是讓國會議員們越來越疏遠。
他說：“這是兩黨的共識，關注和緊迫感是兩黨共有的，要強化美國對華政策，在面對中國挑戰時捍衛美國。這是當今國會普遍強調的重點。我的印像是，我得到的零星信息是，中國大使館的遊說，它不起作用，他們不被信任。國會成員不回覆他們的來電。現在的情況是，中國被認為是要將美國擊敗的（國家），國會議員們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是肯定的。所以他們想保護美國免受這種傷害。所以我認為這是普遍的態度。”
事實上，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執政到拜登政府以來的三屆國會（第115屆、第116屆和117屆）推出了數百個以對華強硬為基調的與中國有關的議案。這些議案涉及影響力、經貿金融、軍事安全、通信技術、醫藥衛生、人權民主、台灣、香港、新疆、西藏等。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一書的作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也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在國會的遊說並不怎麼有效，不過，議員們提出SHAME議案的確是向提高“建設性警惕”邁出了一步。他認為，相對於遊說活動，中國在美國的其他影響力活動更糟。
“因為至少正式的說客必須註冊。最嚴重的形式涉及官員腐敗。他們肯定想在非洲和太平洋島國等其他國家做。恐嚇華裔美國人，還有海外的中國學生，他們被同學監視，在美國沒有言論自由。還有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知識產權和技術機密。這類活動對我們的國家安全以及我們作為自由社會的價值觀構成威脅。”戴雅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