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
2014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會晤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但是，這次會面可能讓原定今年在華盛頓舉行的第19次美中人權對話被取消。
中美對話基金會主席康原表示。
“我希望不會這樣。不過，這裡也有先例，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人權對話暫停了。如果真的這樣的話，這就更證實了一種說法，那就是中國不再把人權對話當成對西方的讓步，而是當成一種恩賜了。”
康原（John Kamm）從1990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維護被監禁的中國人的權益。康原說，自從奧巴馬政府上台後，中國在人權問題上並沒有像過去一樣做出太多的積極姿態。事實上，2005年以來，中國在人權問題的外交戰略上似乎有了調整，中國在人權問題上似乎不再對西方國家讓步。
中國近年來很少在重要國際活動、西方或美國政府高層官員訪問中國或是中國領導人出訪前釋放政治犯。 2012年中期開始，中國政府在人權對話中，也不再接受歐美國家提交的要求中國政府釋放的政治犯名單。
中國當年在人權問題上的積極姿態，更準確地說，在人權問題上對西方妥協，應該追溯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六四”之後，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受到西方國家的嚴厲批評，美國和歐洲對中國實施了武器禁運，這個禁令直到目前還在生效。1993年，美國克林頓政府上台，美國將“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掛鉤，迫使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做出讓步。
面對這樣的局面，用中國官方的話說，“在重大國家利益面前”，中國做出了“靈活處理”。這得到了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批准。後來的江澤民政府積極執行了這個戰略。每當舉行重要國際活動，每當國際組織和美國高層政府官員前往中國訪問，會晤中國領導人時，或是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和美國時，中國都會釋放一批政治犯，這其中包括中國著名的異議人士魏京生、王丹等。
1991年起，中國還與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在內，舉行年度人權對話，截至2013年10月，中國已經與20個國家舉行了年度人權對話。
康原表示，
“這個戰略的成功實施讓中國得以躲避制裁和責難。如果中國在1990年代早期失去了美國市場，中國能否取得後來的經濟奇蹟就很難說了。做出有限但是及時的人權讓步讓中國達到了其他外交政策目標，包括國事訪問的成功以及在2008年舉辦奧運會等。”
中國在人權議題上的讓步不僅讓中國獲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也讓中國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在被問到胡錦濤之後的中國領導人在人權問題的外交戰略上為什麼改變時，康原認為這可能跟領導人的個性有關，胡錦濤曾表示不喜歡這樣的做法。他說，將來中國可能更希望通過聯合國人權機制來解決中國的人權問題，將減少在雙邊對話和磋商時對人權問題的探討。
但也有人權活動人士認為中國的改變與中國經濟力量的發展不無關係。西方和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影響力在減弱。
康原在發言人時呼籲中國恢復在人權問題上的寬大政策。
“我想說，中國1990年代開始到2005期間採取的寬大措施讓世人覺得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對在押犯人展示了更大的克制、包容和人道主義。實施寬大政策並不是軟弱，而是自信和力量的象徵。”
康原指出，中國的人權狀況正同時向著積極的和消極的方向變動。比如，習近平政府上台後，不僅加緊了對中國民眾的互聯網管制，踐踏人權事件也不斷增加。但同時，中國在保護青少年和婦女權益、以及在減少死刑犯的執行方面都有了進步。
中美對話基金會主席康原表示。
“我希望不會這樣。不過，這裡也有先例，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人權對話暫停了。如果真的這樣的話，這就更證實了一種說法，那就是中國不再把人權對話當成對西方的讓步，而是當成一種恩賜了。”
康原（John Kamm）從1990年以來一直致力於維護被監禁的中國人的權益。康原說，自從奧巴馬政府上台後，中國在人權問題上並沒有像過去一樣做出太多的積極姿態。事實上，2005年以來，中國在人權問題的外交戰略上似乎有了調整，中國在人權問題上似乎不再對西方國家讓步。
中國近年來很少在重要國際活動、西方或美國政府高層官員訪問中國或是中國領導人出訪前釋放政治犯。 2012年中期開始，中國政府在人權對話中，也不再接受歐美國家提交的要求中國政府釋放的政治犯名單。
中國當年在人權問題上的積極姿態，更準確地說，在人權問題上對西方妥協，應該追溯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六四”之後，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受到西方國家的嚴厲批評，美國和歐洲對中國實施了武器禁運，這個禁令直到目前還在生效。1993年，美國克林頓政府上台，美國將“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掛鉤，迫使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做出讓步。
面對這樣的局面，用中國官方的話說，“在重大國家利益面前”，中國做出了“靈活處理”。這得到了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批准。後來的江澤民政府積極執行了這個戰略。每當舉行重要國際活動，每當國際組織和美國高層政府官員前往中國訪問，會晤中國領導人時，或是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和美國時，中國都會釋放一批政治犯，這其中包括中國著名的異議人士魏京生、王丹等。
1991年起，中國還與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在內，舉行年度人權對話，截至2013年10月，中國已經與20個國家舉行了年度人權對話。
康原表示，
“這個戰略的成功實施讓中國得以躲避制裁和責難。如果中國在1990年代早期失去了美國市場，中國能否取得後來的經濟奇蹟就很難說了。做出有限但是及時的人權讓步讓中國達到了其他外交政策目標，包括國事訪問的成功以及在2008年舉辦奧運會等。”
中國在人權議題上的讓步不僅讓中國獲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也讓中國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在被問到胡錦濤之後的中國領導人在人權問題的外交戰略上為什麼改變時，康原認為這可能跟領導人的個性有關，胡錦濤曾表示不喜歡這樣的做法。他說，將來中國可能更希望通過聯合國人權機制來解決中國的人權問題，將減少在雙邊對話和磋商時對人權問題的探討。
但也有人權活動人士認為中國的改變與中國經濟力量的發展不無關係。西方和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影響力在減弱。
康原在發言人時呼籲中國恢復在人權問題上的寬大政策。
“我想說，中國1990年代開始到2005期間採取的寬大措施讓世人覺得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對在押犯人展示了更大的克制、包容和人道主義。實施寬大政策並不是軟弱，而是自信和力量的象徵。”
康原指出，中國的人權狀況正同時向著積極的和消極的方向變動。比如，習近平政府上台後，不僅加緊了對中國民眾的互聯網管制，踐踏人權事件也不斷增加。但同時，中國在保護青少年和婦女權益、以及在減少死刑犯的執行方面都有了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