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2年的統治，建立在一黨專制基礎之上。中共一方面神化中共版本的歷史，另一方面又以“重典”懲罰來禁止民眾的言論自由，企圖在精神上繼續控制和奴役廣大民眾。有觀察人士指出，面對國內、國際各種問題和重重挑戰的習近平，儘管已經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其統治的自信，或遠不及68年前的毛澤東。
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的統治，建立在一黨專制的威權和獨裁之上。習近平在2012年底當選中共總書記，掌管中共大權之後，定於一尊的威權更是登峰造極。
灌輸正統觀
在今年7月1日中共成立100週年前後，中共的各級宣傳部門和官媒，以統一口徑和一家之言，緊鑼密鼓，高調頌揚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所謂豐功偉績。
中共中央辦公廳5月印發“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的通知，號召全社會開展讀書學史，基層宣講，學習體驗，致敬革命先烈，學習先進模範等活動。
中共通過這種大張旗鼓地宣傳來神化中共版本的歷史，希望以此向民眾灌輸所謂的中共正史，從而在精神上繼續控制和奴役廣大民眾。
挑戰正統觀
然而，一些敢言的民眾，不畏當局的淫威，不買當局正統觀的賬，對尤其是中共吹捧的建黨、建國歷史上一些英雄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質疑。
在被中共宣傳部門大力追捧，敘述韓戰的愛國主義大片《長津湖》上映之後，知名媒體人羅昌平就在微博上對中共抗美援朝的正義性提出質疑。
羅昌平10月6日在微博中說：“半個世紀之後，國人少有反思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就像當年的沙雕連不會懷疑上峰的‘英明決策’。至於這場戰爭，不必做過多的評價，看看現在的北韓和現在的南韓，所有答案一目了然。”
羅昌平的微博發出後，海南省三亞市公安局吉陽分局10月8日， 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的指控，對羅昌平進行刑事拘留。羅昌平被迫公開承認其微博內容犯了“嚴重錯誤”，“造成非常嚴重的感情傷害”，他“深刻檢討，誠摯道歉”。
三亞市城郊人民檢察院已經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對羅昌平批准逮捕。
“亂世”用“重典”
中共以“重典”刑罰懲處行使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的言論是基於今年3月1日施行的中國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五條的規定：“侮辱、誹謗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在中國修改刑法，將侮辱、誹謗英烈名譽、榮譽言行正式入刑之前，中國已經於2018年5月1日施行了《英雄烈士保護法》。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不過，由於當時刑法中並沒有對應的罪名，因此，此前發生的涉及《英雄烈士保護法》的案例，一般以“尋釁滋事罪”來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今年2月，中國當局披露四名中國軍人2020年6月與印度軍隊在有爭議的邊境地區衝突中犧牲。而印度方面在衝突發生後，就立即公佈了至少20名印度軍人被中國軍人打死的消息。
印度前國防部長辛格說，“如果我們死了20個人，對方就死了超過我們的兩倍的人數。” 不過，辛格所說的中國軍人死亡的人數，無法得到獨立消息來源的證實。
對於中國當局在衝突發生後約8個月後才公佈中國軍人的死亡人數，一些網民對此提出質疑。
擁有250多萬粉絲的網絡大V“辣筆小球”在新浪微博上發文稱，“犧牲的4位是為營救而立功，連去救人的都犧牲了，那肯定有沒救出來的啊，說明陣亡的不僅僅只有4人。”他認為，中國軍人在那次衝突中的死亡人數在60到70人之間。
“辣筆小球”本名仇子明，今年39歲，本科新聞專業，法學碩士，曾在《金陵晚報》、《經濟觀察報》擔任調查記者。
儘管仇子明被捕時的罪名是“尋釁滋事罪”，但起訴仇子明根據的是他發表評論10天後才施行的修訂後的刑法。仇子明2021年5月31日被南京建鄴區人民法院以“嘲諷衛國戍邊的英雄烈士”的罪名判刑8個月。仇子明是新的刑法上路後因此罪名被判刑的第一人。
對於重大歷史事件和史實的認定和陳述，中國當局歷來掌握著唯一的話語權，為所欲為地隱瞞真相，矇騙民眾，而且不容許任何不同的聲音、質疑或挑戰。
以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戰爭為例。中國當局一直隱瞞當年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在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默許下，發起了入侵韓國，旨在統一朝鮮半島戰爭的事實，而且以抗美援朝的名義，來隱瞞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抵禦朝鮮入侵韓國的事實。
羅昌平對中共宣傳片《長津湖》講述內容的質疑，並因此被捕，就是中共當局不允許民眾質疑其正統、權威、敘事和官方認定的最新例證。
在羅昌平被批捕，等候法庭審判之前，北京的許某怡（網名“YvonnAlmond”）今年3月24日因為在微博上先後發布兩條包含所謂侮辱董存瑞的信息，閱讀次數達九萬餘次，被北京東城分局刑事拘留。該微博賬號稱：“一個不能上街遊行的國家，養了一堆窩家互聯網暴民，有跟董存瑞似的彩妝gay（同性戀），也有Jack the Ripper（開膛手傑克）似的普信男，一天天的，就是折騰……”。
董存瑞是中共官方樹立的英雄。根據中共當局的敘述，在1948年解放軍進攻河北隆化的國共內戰時，董存瑞曾隻身托住炸藥包，炸毀了國軍的碉堡而犧牲。中共多年來大力宣揚董存瑞為中國的解放做出的英勇犧牲，以此激勵民眾向他學習。
10月12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對被告人、27歲的女性許某怡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作出一審判決，判處許某怡有期徒刑七個月。法庭還裁定，許某怡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在國內主要門戶網站及全國性媒體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中國官媒在報道羅昌平等人因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發表有關英雄人物和歷史事實的評論而被捕或判刑的案例時稱，“要讓侮辱英烈者付出代價”。
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的一篇文章說，決不容許極個別人肆意歪曲歷史、褻瀆英雄先烈，抹黑英雄的劣行。該文稱，“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輿論有底線、道德有底線、法律有底線。”文章還引用網民的話說，對這些人的處罰“大快人心”、“嚴懲不貸”。
《人民法治》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當教育不足以約束和‘喚醒’人的行為，必須以法治的威嚴來堅決捍衛，侮辱、誹謗英烈者，一定會受到法律的嚴懲。”
英雄神聖化
自從9年前擔任中共總書記以來，習近平在很多場合提到要崇尚英雄，講述英雄事蹟、弘揚英雄精神。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國文聯和作協的一次大會上，習近平說，“對中華民族的英雄，要心懷崇敬，濃墨重彩記錄英雄、塑造英雄。”
習近平還說，“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絕不做褻瀆祖先、褻瀆經典、褻瀆英雄的事情。”
2016年4月在安徽的一次調研時，習近平強調：“我們要沿著革命前輩的足跡繼續前行，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革命傳統教育要從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識灌輸，又加強情感培育，使紅色基因滲進血液、浸入心扉，引導廣大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造神和文化恐怖主義
觀察人士指出，中共修改刑法，將侮辱、誹謗英烈名譽、榮譽的言行入刑，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加強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將中共版本的歷史以及習近平對國家未來願景的神聖化，從而進一步夯實其絕對權威和統治，並以此威懾和打壓任何政治上不正確的言論。
旅居美國加州的政論家和獨立學者吳祚來說，對中共來講，宣傳和造神運動對其統治有特別重大意義和價值。他說，中共通過弘揚這些英雄，來對年輕一代洗腦，對塑造共產黨的形象，對共產黨的崇拜，達到一種迷信的程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說：“現在中共又在封閉這個國家，封閉互聯網，使年輕的一代人，又在一個封閉的狀態中接受英雄史觀的教育。他們這一代人又會對領袖產生崇拜，對共產黨產生崇拜，這個國家又會陷入當年那種準宗教的狀態中。”
吳祚來說，中共通過對英雄的塑造，創造了另一種神聖的形象，這種被塑造的英雄形象，中共是不允許任何人去損害，否則涉嫌的當事人將被判刑入獄。
吳祚來指出，無論是對《長津湖》中“冰雕連”的調侃，還是對其他英雄人物的點評，都受到當局的打擊，被判刑入獄，這都表明當局在極力維護共產黨的神聖地位。
他說：“這是在整體上維護共產黨的形象。同時，當局還在搞文化恐怖主義，致使人們對共產黨什麼話都不敢說，說了就可能涉嫌違法，製造那種文化恐怖主義的氣氛。”
欲蓋彌彰的骨牌效應
美國新澤西州的獨立政治評論人士橫河博士說，中共的歷史基本上都是假的，中共之所以極力維護其塑造和神化的英雄人物，是因為這些所謂的英雄大部分也是假的，都經不起推敲，一旦某個英雄人物“倒下”，可能會“倒一串”，其產生的影響就像骨牌效應一樣，所以中共才會徹底封殺任何挑戰或質疑的聲音，不允許任何人挑戰其神化的歷史的任何一部分。
他說：“所以這些事情都不能推敲。一推敲，不僅中共的英雄會受到挑戰，中共的整個歷史都要受到挑戰。”
橫河博士說，1949年以前中共黨史中的所謂的英雄，牽涉到中共奪取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他說，如果所謂抗戰中的英雄和內戰中的英雄被挑戰的話，那麼中共編出來的所謂抗戰的神話和內戰的理由，都不攻自破了。而中共建政以後出現的所謂英雄人物如果受到挑戰，就會涉及中共社會主義建設的合法性問題。因此，中共為了統治的需要，為了維護其合法性的必要性，一定要封殺質疑和挑戰的聲音。
他說：“當中共其他的合法性基礎越來越少的時候，前幾十年為什麼相對寬鬆呢？是因為中共有一個經濟發展的合法性的替代品。但是當這個替代品不能夠替代其合法性基礎的時候，必須要回到原教旨主義的革命當中去的時候，那麼對於革命當中的所謂英雄人物，就要更加嚴格地去保護，就更不能讓別人說了。”
灌輸和封殺兩手抓
這位政治分析人士說，中共的宣傳是兩方面的，一個是所謂正面灌輸其神化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必須“封口”，才能完成正面灌輸。他說，如果中共允許不同聲音出現的話，人們就很容易識破中共的宣傳是假的。
有中國政治的觀察人士指出，習近平一方面大力神化、維護中共英烈，為其合法性提供依據，另一方面對侮辱、誹謗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的人施以刑法，恰恰說明了面臨國內經濟下滑，金融和房地產市場可能引發的危機，以及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跟中國的關係緊張之際，習近平政權的統治嚴重缺乏自信，儘管中共要求黨員、幹部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目前，習近平主導的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正式公佈於眾。這個被認為將進一步鞏固習近平在中共地位和權威的歷史決議，將把習近平在中共的歷史地位提升到與毛澤東、鄧小平比肩的高度。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威望和地位，尚無法比肩當年的毛澤東，毛澤東的自信和胸懷也遠非習近平所及。
習近平的自信VS.毛澤東的自信
68年前，時任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1953年6月30日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曾自信滿滿、豁達大度地說，“軍隊裡面有人編歌謠罵人，我們不禁也不查，軍隊還是沒有垮”。他說，“有“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只要民主生活充分，當面揭了瘡疤，讓人家‘小廣播’，他還會說沒時間，要休息了。”
政治分析人士吳祚來說，在中共奪取中國政權初期，毛澤東在一段時間內非常自信，這種自信主要建立在從延安開始的造神運動，以及中共集團內很多人發自內心的對毛澤東的崇拜。因此，毛澤東才會說出，“軍隊裡面有人編歌謠罵人，我們不禁也不查，軍隊還是沒有垮”這種自信的話。
不過，吳祚來強調，毛澤東的自信，在1957年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對中共提意見，批評中共根子上的一些問題，對毛澤東的權力形成制約，突破他的底線時，毛澤東就開始不再容忍批評的聲音，對知識分子進行打擊，由此開啟了57年反右運動。
吳祚來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雖然在黨內被定於一尊，但中共集團內部也非常不穩定，各種勢力，暗流洶湧。他說，面對各種國內國際問題，習近平把他的“防線”設置到很邊緣的話題當中去，箝制很多的敏感點，所及空間非常大，幾乎達到全民噤聲的程度。
他說：“所以他現在這種狀態，就是面對重大危機時的一種狀態，也是把威權上升到極權的過渡當中。”
政論人士橫河則認為，上個世紀50年代初的毛澤東也並不那麼自信，如果毛澤東當時那麼自信的話，就不會搞反右鬥爭，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打壓批評他的聲音，從而達到威懾表達不同意見的人。橫河指出，習近平政權現在很難再走毛澤東反右鬥爭的老路，因此他才表現出統治的不自信。
他說：“所以說，並不是這二者自信程度不同，二者都害怕民意，二者都害怕真相。只是說，一個用‘殺’的方式，一個用封殺輿論的方式，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毛澤東並沒有在實際行動上允許不同的意見。”
橫河說，這就是中共的特徵，因為中共的歷史就是這樣的，中共的本質就是這樣的，它不可能改變。每個統治者的表現形式可能不一樣，但實質和本質都是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