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共）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開始於1997年，但是，分析人士說，自中共1949年建制70年以來，中國因素直接或是間接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識和“本土主義” 。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中共對香港的自由、民主和人權一步步蠶食，包括後來的經濟融合政策，都在一步步強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迫使一些人走向分離，甚至追求“港獨”。
中共建制，香港從地理上與大陸分隔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憑武力奪取中國大部分國土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動用武力收回香港，決定對香港“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然而，香港卻因為中共建制而改變。
為了控制人口的流動，防止“赤化”，港英政府都加強了邊境管制。
1950年5月開始，港英政府開始向香港居民發行身份證。後來，中國內地也開始了“通行證”的管理，兩地居民不再能夠自由出入香港，深圳河從此成為兩地社會隔離的地理標誌。而被隔開的香港人和內地人，從此不再經歷相同的民族歷史，不再分享共同的集體記憶。
與此同時，由於中共在內地的災難性統治，大批內地人逃亡香港，俗稱“大逃港”。從中共建制到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香港人看到了至少四次大規模的“大逃港”行動。根據中國官方檔案資料，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經深圳出發的四次大規模逃港潮中，逃港人數高達56萬人。 “大逃港”不僅增加了香港的人口，也強化了香港的“恐共”意識。
“六七暴動”，香港人在鄉土上與中國切割
1967年爆發的歷時8個月的香港左派暴動，又稱“六七暴動”，被認為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萌芽階段，也是香港本土意識萌生的階段。
程翔是香港的時事評論員、資深媒體人，也是《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一書的作者。吳荻舟曾於1954至1957年領導香港地下黨，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期間，吳擔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
程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這樣介紹當年的六七暴動。他說：“當年的香港左派藉口一個勞資糾紛事件，把中共在大陸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引到香港，就形成了1967年的左派暴動。在暴動中，香港左派使用了非常極端的恐怖主義手段，在香港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彈，製造暗殺，並殺死了廣播電台的播音員等一些非常恐怖的手段。…這個事件持續了大約8個月，死了51個人，後來香港市民表現出非常支持港英政府鎮壓左派的態度。”
這是中共建制後，發生在香港的唯一的左派暴動。 “六七”暴動後，為了爭取市民支持鎮壓左派的騷亂，港英政府加強了宣傳攻勢。一方面著力營造“香港身份”，另一方面也散播對左派陣營不利的消息。
“六七暴動”也是香港社會改革的催化劑，迫使當時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1971至1982年，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擔任港督。
他在任期內，在香港大刀闊斧地推行了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其中包括設立廉政公署、發展新市鎮、廣建公立醫院、推行十年建屋計劃及九年免費教育等。此外，在他的主持下，香港還興建了地鐵、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麥理浩任港督的十年被認為成就了香港發展的“黃金十年”，奠定了當時乃至今日香港的社會民生面貌。
程翔說，香港的蓬勃發展在香港居民中第一次催生了本土意識，使得香港人從鄉土觀念上切斷了與大陸的聯繫，以香港為自己的鄉土。
他說：“在六七暴動之前，香港的中國人都覺得香港是暫居地，早晚是要回到大陸去的。那個時候有個英國記者，叫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他寫了本書叫《借來的地點，借來的時間》。這種心態在暴動前都非常的普遍，他們覺得自己根在大陸，要葉落歸根。在六七暴動後，他們看到了香港的恐怖主義，看到了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是恐怖主義的根，百倍於香港，大家都不會想著要葉落歸根了。”
1970年代的香港比起處於封閉和動亂狀態的中國內地，是個充滿機遇的地方。香港人開始對自己的出生地擁有一種認同和自豪感。程翔說，香港上世紀70年代流行的歌曲《獅子山下》是香港人本土意識萌芽和發展的重要標誌。這首歌折射港人在不依賴英國也不依賴中國的情況下，逆境自強、靈活適應、和衷共濟等精神特質。
後來也有分析指出，港英政府之所以要刻意打造香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是為了在1980年代初與中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時增加籌碼。而香港人以及香港人對殖民管治的認同就是港英政府最重要的籌碼。
“八九六四”，香港人的民主洗禮， 香港人政治上疏離中共
1980年代初，英國與中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中國決定收回香港。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立在1997年移交香港主權。中國政府在聲明中還承諾，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同於中國內地的自由與司法獨立。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也像徵著香港開始進入長達13年的回歸過渡期。 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震驚了本來就對中共感到恐懼的香港人。
六四鎮壓前，香港各界組織各種集會，積極聲援在天安門廣場以及中國其他城市集會示威的學生，包括1989年5月21日的百萬人大遊行。同一天，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成立，支援大陸民運和香港民主改革。 “支聯會”在救援“六四”學生領袖的努力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1990年以來，“支聯會”每年都會在維園參加燭光紀念晚會，香港成為北京管轄下的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事件的地方。
香港時事評論員程翔說，這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第二次重要成長，使得香港人在政治上疏離中共。
他告訴美國之音：“八九六四很重要，導致兩三次百萬人集會，香港人出來集會，反對中共屠城。這次本土意識的成長是從政治上疏遠中國大陸…大家覺得，我們香港是自由民主的社會，講究法治和規矩，與大陸那種屠殺和不讓老百姓講話政治制度（不同），大家覺得這很恐怖，我們需要在政治上和他們分離開來。”
“六四”鎮壓後，香港民眾對於香港前途憂心忡忡，擔心類似的鎮壓有一天會在香港出現。一些人選擇逃離。六四事件之後五年，從1990至1994年，共有大約30萬香港人移民外地。但是，另一些人更堅定地走上了爭取民主的道路。
“六四事件”催生了香港首個本地政黨，香港民主同盟（今日民主黨），並使其走上組黨參選的道路。 “六四”之後，民主派還提出了“民主統一論”，期待中國能逐漸民主化。
香港時事評論員程翔告訴美國之音：“對回歸專制的政權，大家心裡都不舒服。但是，很多人基於現實又不能移民。有條件的都移民了，沒有條件的留下來，大家無奈接受從自由的地方回歸到不自由的地方。當時，香港人就提出了一個口號，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 我們不反對回歸，也輪不到我們做主，我們爭取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六四的槍聲也結束了中國與英國政府自就香港移交的“中英聯合聲明”發表以來短暫的合作。六四血腥鎮壓後，英國政界人士和民間壓力組織紛紛呼籲，要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建立某種機制，以確保香港未來的民主自由。
英國人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給予部分香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務員以居英權，在香港通過人權法案等。最重要的，也是讓北京難以接受的，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擴大直選範圍。
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便提出了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圖推進香港的民主化進程。
97回歸，“香港人”身份政治化
1997年7月1日， “97大限”如期來臨，香港“回歸”了中國。在後來的各種研究中，有學者指出，正是“一國兩制”、“港人治理”、“高度自治”的制度和安排將 “香港人“這一身份政治化。在身份認同上，無形中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起來。這才會導致後來“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對抗。
另有人學者認為，在“回歸”談判時，香港住民的缺席，為香港本土社會後來尋求 “命運自主”的抗爭埋下了伏筆，成為香港後來本土抗爭用之不盡的資源。由於不希望出現“三腳凳”的情況，中國政府在中英談判中拒絕了英國提出的讓香港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參與談判的要求。
從1997到2003年回歸的最初幾年，按照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說法，中國基本上遵守了回歸時對英國和香港的承諾。香港社會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還延續著殖民時期的體制。
為了確保回歸的順利，當時的中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對香港人是百依百順。用中共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的話說，香港是“馬照跑，舞照跳”，只是換一面旗幟而已。回歸時的首屆特首董建華享有相當高的民望。
零三年“七一”遊行成為分水嶺，中國一步步蠶食香港自治，香港“自治運動”不斷爆發
但是，好景不長。 2003年，香港爆發七一大遊行，這件事被視為是中國對香港政策的分水嶺，在此之後，中國加大了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力度。
2002年，香港政府在中國政府的授意下提案對《基本法》23條立法。
根據這條款項，港府應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但是，反對者認為，23條立法將嚴重威脅香港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因為一旦第23條立法通過，任何香港人或是民間團體都可能遭到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進行的取締、逮捕。
2003年7月1日，大約50萬香港抗議者走上街頭，反對港府對《基本法》中的第23條立法。這是自天安門事件後第一起香港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最終，香港政府擱置了草案，多名香港政府高級官員辭職，包括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據稱也因此在第二屆任期開始不久以健康原因辭職。
然而，在這次抗議之後，北京政府逐步調整了對香港的政策，由“不干預”到“有所為”。這個“有所為”的最大體現就是中國在政治上強調“一國”大於“兩制”，在經濟上加強與香港的融合。
2003年9月，北京和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包括放開內地人到香港自由行等。 2010年，香港政府推動廣深港高速鐵路建設計劃。 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讚美中國發展模式的國民新教材，以建立相關學生的中國身份認同和愛國情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旨在加強兩地融合的計劃，都遭到了香港人抵抗，同時也間接滋生了香港人的分離意識。
2010年左右，由於自由行的推動，香港與內地的交流日益密切，由於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與內地的矛盾也日益加劇。香港在奶粉、醫院床位、“雙非嬰兒”（父母雙方均非香港居民的孩子）等方面逐漸顯現資源供應不足的現象。而這些現象導致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不滿和反感，香港人先後爆發了“滅蝗（香港人把大陸遊客稱為“蝗蟲”）行動”，和反雙非抗議。在這其中，有些人開始提出“香港人優先”的要求。
2010年，香港爆發反高鐵行動， 因為一些人擔心，高鐵會將香港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
2012年，香港數以千計的抗議者要求政府撤回國民教育課程，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洗腦。
香港政治學者，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副教授方志恆告訴美國之音，所有的這些抗議活動，包括2006年的保護中環天星碼頭的本土行動，2014年的“雨傘革命”以及正在進行的“反送中”遊行，性質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努力保護香港的獨特身份，捍衛香港的自治。
方志恆說：“1997年以來的所有這些活動，他們傳達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這就是自治運動。這是香港人試圖捍衛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社區、我們的認同以及我們的價值觀。”
方志恆的研究重點是香港的管治和政治改革。他認為，香港是一個“無國家共同體”，又是一個顯著的政治共同體，應該像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區一樣爭取自治。
中國對香港自治侵蝕最嚴重的是“回歸”後，香港應該能夠直選行政長官這一承諾。
香港資深大律師、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1980年代曾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他對當初中國政府作出的在香港實行民主的承諾記憶猶新。
他告訴美國之音，根據1997年生效的香港憲法《基本法》，“最終目標”是由選民選出行政長官和整個立法會。基本法說，1997年回歸10年後，也就是2007年香港將實行普選。但是中國沒有兌現承諾。於是，香港推進在2012年實現普選，但是北京還是沒有同意，不過，承諾香港可以在2017年通過直接選舉產生特首，然後在2020年進行整個立法機構的選舉，但是北京再次違背承諾。
2014年6月，中國公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這份白皮書稱“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有人認為《白皮書》強化了“一國”的權力，削弱“兩制”。
2014年8月3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一項所謂的“8•31”決議，對香港特首的“普選”做出兩步走的程序安排，這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個稻草，讓香港人對普選感到徹底失望。
決議規定，香港人可以投票選舉自己的領導人，但候選人必須首先得到一個有1200人組成的親北京的提名委員會的批准。而香港人認為這不是“真普選”，他們希望不設前提，按照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特首。
香港教育大學的方志恆說，人大 “8.31決定”不僅導致了後來的“雨傘革命”，也引發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之外，香港未來的探討。
他說﹕ “在831人大決定後，很多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他們不再信任'一國兩制'，他們對中國政府也失去了信心，他們不相信中國會走向西方的民主之路。很多人相信中國將轉向一個全新的威權的政權， 所以大家不相信香港會在'一國兩制'下獲得真正的自治。所以基本上來說，就是大家對現行的政治體制，失去了希望。他們希望為香港的未來找到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可能。 有人開始討論完全獨立，有人開始想到自決，就像'香港眾志'，他們認為香港在2047年後應該舉行公投，選擇未來的方向，另一些溫和派則認為需要進行政治改革，改革基本法，爭取在中國主權之下，擁有真正自治。”
方志恆說，831人大決定，標誌著80年代以來“‘民主回歸論’所代表的改革主義路線—一種對中國改革抱有希望，對香港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的樂觀思潮—已經壽終正寢。”
2014雨傘革命後，“本土自決”黨派化和制度化
2014年9月，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和基督教牧師朱耀明發起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也稱“佔中”運動。示威者希望通過佔領香港金融區中環，爭取讓香港特首選舉落實“真普選”，讓香港人得到真正民主的政治運動。這次運動因為抗議者用雨傘抵擋警方的催淚彈攻擊，又稱“雨傘運動”。
佔中運動持續了79天，最終在警察的鎮壓下逐漸消失。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在內的九位佔中領導人在2019年被判刑入獄。
“雨傘運動”沒有獲得港府或是北京的任何讓步，但是，卻讓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更加強烈。香港中文大學在佔中運動結束後做的民調顯示，香港人對香港人身份為優先的認同達到1996年首次進行此項調查以來的歷史最高，高達68.8%，對中國人的認同達到8.9% ，為歷史最低。
佔中運動也是香港年輕人的政治啟蒙運動，也讓香港人對民主回歸徹底失望。 “雨傘運動”後的青年嘗試尋找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方向，有人轉趨激進、有人投身議會、有人提出“自決”，有人甚至提出“港獨”。許多支持自決和港獨本土派團體和組織紛紛出現。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香港眾志以及香港民族黨等就是這個時段出現的。
黃之鋒是雨傘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也被中國媒體稱為港獨的代表。在雨傘運動結束後，他和他的同伴們積極投入政治。他和同伴組成香港民主派政黨香港眾志，香港眾志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以直接行動，策動公投和非暴力抗爭，推動政經自主，實踐民主治港的理想願景。
黃之鋒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自決”指的是香港人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包括自己的領導人。
他在早前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應該通過公民投票，決定2047年我們自己的道路和政治地位，因為這樣我們民主運動的未來才可以存在。 如果香港可以在中國的主權之下行使民主自治，我們就沒有必要走向獨立。”
2016年4月21日，方志恆與香港資深媒體人王慧麟共同起草《香港前途決議文》，並聯合香港民主派的民主黨、公民黨和民協的30位中青代骨幹共同簽署了這份文件。在這份決議文中，方志恆和他的同事們一致認為，香港要爭取內部自決。
陳浩天是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香港民族黨是一個主張香港獨立的政黨，該黨成立於2016年，2018年被香港政府取締。
陳浩天2016年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解釋了他從爭取“真普選”到“港獨”的心路歷程。他說：“我參加了雨傘革命，要求民主和普選，但是我後來意識到我其實是向中國共產黨要求民主，但中共永遠也不會給我們民主，因此我就決定跟中共一刀兩斷，我要獨立，這就是我追求獨立的原因。”
香港本土活動人士梁天琦是因為“雨傘革命”走上政治道路的另外一位年輕人。他曾擔任香港本土前線的發言人。他在2016年提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主張香港獨立運動和本土自決。他認為香港是一個國家，香港人屬於同一個群體。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在2019年的反送中抗議中再次出現。
2016年，本土派從街頭走上政治舞台，但是遭打壓
2016 年香港立法會是2014“雨傘運動”後第一場立法會選舉。 “雨傘運動”催生的一批傘後組織，積極參與了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舉，並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他們改寫了香港以往傳統泛民、建制相爭的兩面， 形成“三雄鼎立”的局面。本土派議員進入立法會被認為是從街頭走向了政治舞台。
不過，本土派很快遭到了打壓。其實在選舉期間，本土派也遭到打壓。由於不少本土派候選人尋求以香港獨立為其主要政治綱領，不少參選人被以設計港獨歸英為由，裁定提名無效。這些人中包括上面提到的梁天琦和陳浩天等人。
在議員宣誓就任時，多名民主派議員的言辭舉動被建制派和北京當局視為擅改誓詞，態度不當，被剝奪了立法會議員的資格。本土“青年新政”的議員梁頌恆和遊蕙禎因展示“香港不是中國（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標語以及在誓詞中將China 讀成“支那”（Chi-Na）被剝奪了立法會議員資格。
2017年，包括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在內的另外四名民主派和港獨派立法會議員也被剝奪了資格。
戴安通（Antony Dapiran）是在香港執業的律師，他曾寫過一本講述香港異見史，包括2014年的雨傘運動在內的書《抗議之城》。他告訴美國之音，如果年輕人被允許進入體制，也許情況會有所不同。
他說：“在雨傘運動後，年輕人將他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於組建自己的政黨，積極參與選舉過程。我禁不住想，如果他們的候選人沒有被剝奪議席，也被獲准參與選舉，他們也許會覺得在城市的管理中他們可以發聲，也許他們就不會有這樣的幻滅，也不會有被幻滅驅使的抗議了。”
2019 “反送中”大遊行， 香港人捍衛最後的法制防火牆
2019年6月9日，香港人再次走上街頭，抗議香港立法機構即將通過的一項為將香港人送往中國大陸接受審判提供便利的引渡法案。這是雨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街頭抗議。
抗議活動已經持續了近3個月，即便是香港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最初引發抗議的導火索《逃犯條例》，抗議也還沒有停止的跡象，與警方的衝突甚至在升級。
用香港年輕的網路作家，時事評論員盧斯達（Lewis Loud）的話說，強行修訂“逃犯條例”，“就是試圖令香港和中國之間失去法制防火牆，令兩制變一制。”
香港民主活動人士黃之鋒在台灣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林鄭月娥的讓步“太少太遲”，抗爭至今已有七人失去生命，1200名示威者被捕。他說，抗議活動會持續到香港人獲得自由選舉權的一天。他和其他活動人士尋求國際社會對香港民主活動的支持。
研究香港政治改革和未來管制的方志恆說，“反送中”會不會成為另外一個催生香港本土意識的事件完全取決於中共的應對。
他說：“這完全取決於中國政府的應對。現狀還很難預測。如果中國拒絕做出真正的讓步… 我不認為香港人會滿意，這也許會演變成更大的呼聲，呼籲自治。 ”
無論如何，“反送中”遊行已經不再只是“反送中”了。黃之鋒在推特中說，香港的這場抗議是有關2047年之後的香港未來的。他寫道：“世界只需要知道一點。香港的事件超越了條列《反送中》、超越了林鄭，甚至超越了民主。雖然這些都很重要。這是關於2047後的香港未來的，關於我們這一代的未來的。”
